中国新经济发展之路： 脉络、经验与前瞻

新经济一般是指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催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时也包括由此带动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新经济的概念在国内开始受到广泛关注。2016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新经济的发展历程，是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不断拓宽和加深的同时，抓住了创业这一核心要素，从中关村学习硅谷到在全国布局高新区，再到全国层面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新经济从星星之火延伸到局部区域，再扩大辐射到全国范围，使新产业不断丰富发展乃至集聚成群，新区域不断崛起乃至出现不止一处的创新高地，造就了新经济的繁荣景象。

当前，我们尤其要重视总结中国的新经济发展经验，为中国成为全球新经济引领者探索新路。

一、中国新经济的发展脉络 

（一）20世纪50年代“12年科技规划”和归国科学家为发展新经济奠定了基础

回顾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就注意到了科技的重要性，不管在科技发展战略制定上，还是在人才引进方面，都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没有这些科技基础工作，就很难有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首先是中央政府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系统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一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今后12年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12年科技规划”及系列文件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综合提出原子能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等12个重点任务，还特别提出1956年的四项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并对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８个基础学科作出系统规划。与之相应，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也包含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56年的四项紧急措施所涉及的产业领域与后来中国新经济起步的领域直接相关。在“12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1950年代陆续回国的留美（包括部分其他国家）科学家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华罗庚、钱伟长、罗沛霖等归国科学家直接参与了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同时，中国科学院在1956年至1960年间，先后成立了自动化所、计算机所、电子学所、半导体所；北大成立了计算技术系，许多归国科学家充实到这些机构成为骨干。在这里，集聚、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才，计算机领域成为我国新经济的发端。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12年科技规划”和归国科学家们使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功能，在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后来中国新经济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新技术革命大讨论中开启了中关村学习硅谷之路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当发展停滞十年的中国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时，看到的不仅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欣欣向荣的市场经济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还看到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和发端于硅谷的新经济创业潮。

1983年10月9日，中央领导同志召开国务院会议，明确提出：一个世界性的新技术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对于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此后，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各界人士讨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研究对策。最终，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着重研究发展高技术产业。

民间的探索也在进行。1978-1981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三次访问美国，受美国“硅谷现象”的启发，于1980年10月在中关村成立“先进技术服务部”。与此同时，1983至1984年间，由中关村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两通两海”等公司陆续成立，形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发展态势。

1985年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在全国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成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个试验区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从此拉开了我国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序幕，也开启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征程。中央政府与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共同推进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新经济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不是学习发达国家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不是简单地依靠要素投入与效率提升所驱动的大工业经济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学习硅谷通过创业实现高技术的市场化运用及其价值实现，即通过创业实现创新、通过创业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发展之路。1988年中关村园区创建之初，100多家科技企业的销售收入仅有14亿元人民币，从业人员不到1万人，而到了2018年，这里集聚了2.2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超过5.8万亿元，其中技术收入超过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222万人。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新兴产业策源地和新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三）20世纪90年代全国高新区建设中互联网产业大发展

中关村科技园的成功促使中央政府在全国布局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1991年3月和1992年11月，国务院分两批一共批准设立51家国家高新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截至2018年，全国共建国家级高新区168家，高新区已成为中国创新创业集聚的高地，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承载区。

与此同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了全国人才到深圳特区创业的热潮。原来毫无科技资源的深圳，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引入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等陆续落户深圳。深圳从“三来一补”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通过创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依靠创业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新经济之路。

中国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互联网这一伟大的科技潮流。1995年5月17 日，中国电信管理机构原邮电部宣布向国内公众开放计算机互联网接入服务。从这一天起，中国的互联网跨过非开放的学术网络时期，正式进入开放的社会化网络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一批又一批留学生从硅谷归来，他们带着先进的发展理念、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发达的科技人脉及风险资本，在中国掀起了互联网创业的热潮。

1998年，网易和新浪网站上线；1999年，搜狐推出新闻及内容频道，这三家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门户时代。而在此后的近20年中，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简称BAT）分别沿着搜索引擎、电商和社交网络的主线，凭借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快速发展壮大，成长为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在它们的带动下，随着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快速更迭，近年来中国又涌现出滴滴、小米、美团、科大讯飞等一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企业，并成为中国新经济的组成部分。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它同时改变着中国人生活和商务活动的方式和模式。到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跃居世界第一的还有我国宽带网民数和国家域名注册量。截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8.29亿。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使得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步伐开始与美国并列。

（四）中国“入世”和区域创新高地崛起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从此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更多融入到全球化这一进程中。中国从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国跃居到2009年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国整体的经济规模，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科学技术和新兴产业对自主创新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2006年1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指引下，中国高新区发展进入到数量和空间范围的快速扩张阶段。如中关村科技园，由100平方公里扩展到2006年的232平方公里，进而又扩展到488平方公里；武汉东湖高新区由80平方公里扩展到518.06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全国168家国家级高新区管理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约0.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1%，却产出了10.81万亿元GDP，占全国GDP的12%。

各省市特别是拥有发达高新区的地方政府，借助高新区内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环境和发展新兴科技产业的经验，快速复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加速形成地区性创新创业高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兴产业集群，如中关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深圳的通讯设备产业集群、武汉东湖的光电产业集群、杭州的电商产业集群等。今天，区域性创新创业高地和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当下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五）“互联网+”和“双创”激发新经济爆发式成长

2010年以后，全球开始进入社交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智能时代。中国新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的角色逐渐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换。

201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主旋律。“互联网+制造”、“互联网+服务”等新经济商业模式不断涌现。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互联网+”主张并采取行动。同时，“互联网+”是一个战略选择，它不仅仅蕴含着产业原创，也昭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弯道超车”的可能。相比而言，一些发达国家在新经济环境下无法扔掉工业时代传统优势和思维，而中国则迎来了大好时机。

创业式创新的新经济发展道路，在历经3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实践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201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天使投资、全球链接、创新创业生态，成为这一轮创业的热词。

鼓励创业、鼓励创新，使中国多个领域突飞猛进，在全球竞争中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中国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的经济业态中都出现了世界级的新经济企业。在共享经济领域，有滴滴出行、人人贷、猪八戒网、知乎等知名企业；在平台经济领域，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仍在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蚂蚁金服、小米科技、陆金所等新的独角兽企业也不断涌现。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加速赋能各种行业的趋势，我国的商汤科技、旷视科技、寒武纪、科大讯飞、云知声、云从科技、地平线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公司也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成长出现了“创业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龙企业”的“非线性成长”路线图。新经济的典型代表、爆发式成长的独角兽企业在中国更多地涌现。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18年独角兽报告，中国独角兽数量已有202家，位居世界前列。这预示着我国新经济发展之路已从点到面全面展开，且开始位居全球领先的地位。

2019年6月6日，中国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和广电颁发5G商用牌照，我国成为自韩国、美国、瑞士、英国之后，全球第五个开通5G服务的国家。华为等企业在5G设备制造和应用等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这也显示了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已经处于局部领跑地位。
 

二、发展新经济的中国经验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经济发展成就，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即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成功，是在学习美国硅谷模式上的消化、吸收和超越。20世纪50年代的科技政策和归国科学家的贡献奠定了科学技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则迎来了新经济发展的重大契机。从陈春先到中关村，从中关村到全国高新区，再从区域创新创业高地到全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抓住了通过创业来扩散新技术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这一核心要素，创造了中国新经济起飞的成果。

（一）中国新经济找到了“创业”这一活力之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认为，经济在于活力，而不是在于研发。在我们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新技术革命、活力经济四大因素。而活力经济在中国的体现就是创业。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世界性难题”，只有通过创业之路才容易解决。例如由于技术转移项目的强个性化特征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交易谈判困境、利益分配困境、技术定价困境等，都可以通过科技人员创业，从而使矛盾内化于创业过程之中逐步解决。大量实践证明，创业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途径，这是硅谷新经济发展之精髓，中国新经济发展之经验，其诀窍也在于从起点就学习了硅谷，而不是传统的大工业市场经济之路。

如果说欧洲、日本走的是一条从研发到创新再到经济增长的路线，中国则更多是通过创业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创业式创新”的道路。

（二）开放的人脉链接是发展新经济的关键之举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连通，而联通的核心要素是人。只有通过人脉的链接，先进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以及新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物质要素才能顺畅链接。

进一步说，新经济发展道路不是教科书式的道路，也不是仅仅靠自上而下地颁布制度规章就能顺利发展的。正确的道路要靠采用正确的方法来实现，而正确的方法是掌握在会使用该方法的明白人手中。通过人脉链接向明白人学习，在正确的制度安排下，来自企业和各种中介组织的人才激励、产权改革、资本助推等新生事物就会层出不穷，比如企业期权、风险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系列创业者的出现等。中关村之所以能成功学习硅谷的经验，其关键一环，就是多层次、高密度、分布式的人脉链接。

（三）国家高新区营造了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区域创新生态

中国的实践表明，新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很难一刀切式地自上而下集中式构建，它只有通过局部优化的方式逐渐成长、完善。在这方面，国家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重视并推进的高新区建设成了绝佳的案例。

自在全国布局发展高新区以来，各地高新区管理机构就以服务于科技创业、服务于科技企业、服务于科技企业家为己任，根据企业家发展的需求完善软硬环境。从建立创业孵化器到提供空间载体和各种专业化服务，再到各种制度创新以及专项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颁布，持续了20多年的服务创新逐渐演进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今日中国的高新区已成为中国科技资源高度集聚的创新高地、创业高地和改革的试验田，培育了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涌现了大量瞪羚、独角兽企业。发展高新区成了中国发展新经济的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这条路径也受到了东南亚等国家的关注，正在学习和仿效。

（四）持续改革使新经济呈现爆发式成长

新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深化的改革。改革开放之地，才会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高地。全国范围的新经济发展，需要全国层面的深化改革。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人的解放，人们的思想、创造力和经济活力被充分激发出来。制度创新在不断优化和改善新经济成长所需的软环境。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劝学”、“劝农”，现在到了新经济时代，“劝创业”成为中国政治新的一“劝”。同时这种“劝”还伴随着具体改革措施，如商事制度改革、吸引与培养人才计划、鼓励跨区域创业、建设众创空间、发展天使投资、营造创新创业氛围等。这种持续深化的改革，将会促进全国新经济发展由点到面全面加速。李克强总理则数次到中关村创业大街、深圳创客空间等地直接接触创业者，乃至直接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可以看作是新经济时代的“劝创业”的举动。

三、展望未来：中国新经济能否引领全球 

当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而国际政经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数。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更多选择和挑战。未来，中国是否可以起到全球引领的作用，需要我们去争取并抓住机会。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应在四个方面着力，才有可能确立我们在新经济的领跑位势。

（一）建立全球领先的新经济制度

未来15年，中国将面临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的全面过渡。由于新经济在要素资源、组织模式和过程机制等方面有别于传统大工业经济的全新特征，必然要求新的体制机制设计。中国要继续拉长现阶段形成的新经济优势，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设计适应和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战略高度建立起制度性优势。我们要有意识地打造新经济产业、选择新经济赛道，用资本+服务等新要素赋能新经济，并创新治理方式，采取产业共治、包容监管、政策创新等手段，建立良好的制度供给机制与环境。

（二）创建改变世界的新场景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具有科技感和创造性的新场景，场景创新已经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世界的场景，比如移动支付、共享出行、智能安防、新媒体、在线直播等。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不断创造新的场景，还要把中国已经出现的场景创新推向世界。

（三）发现并培育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头部企业

独角兽企业多具有跨界属性，即打破产业边界、重构商业模式，形成新的业态。我们应充分认识独角兽、瞪羚企业在新兴产业发展、区域创新中的引领性作用，加强独角兽、瞪羚企业的挖掘和培育，通过创新创业生态的营造服务于瞪羚、独角兽群体。我们不仅要研究、跟踪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发展，还应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支持场景创新，链接全球独角兽生态圈，鼓励和支持已有和新生的中国新经济头部企业走向世界。

（四）发展世界级的、原创的、跨界的产业集群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是我国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目前，在北京中关村、深圳、武汉东湖、杭州等地，已形成了若干具有原创能力的跨界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后还应在上海、成都、西安、合肥等地重点培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航天产业集群、AI产业集群等。

当前，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恰逢人工智能、5G、产业互联网、区块链等重大机遇，需要我们继续鼓励创业创新，在制度设计、生态营造、人才培育、硬科技创业和原创产业打造等方面再接再厉。中国凭借全球化的网络、广阔的市场、丰厚的大数据资源，在继续探索新经济发展的未来征程上，有望通过创新驱动和独特优势成为全球先行者和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