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认为减税降费不能以增发国债和赤字作为资金来源。对于赤字要有高度敬畏，不应在某种程度上放松警惕，更不可轻言扩大赤字，“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跟十年前具有很大的不同”。

   而李迅雷则言财政赤字率不能过3%，不是一个死杠杆，现在要救急，现在民营企业处于国内成本比较高，不能因为国内的成本的调整，就把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人口大国产业转移导致国内的很多产业中断，断裂了。
 

以下为高培勇演讲全文：

   金融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因而一个专业精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从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已经注意到从今年的第三季度开始，中央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描述，使用“稳中有变”的新字眼，其中最大一个变量就是中美贸易摩擦。

   面对由中美贸易摩擦来引致的经济运行稳有变的新形势，我们如何看，又该怎么干，不仅考验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政府官员，实际上，也极大地考验中国的经济学界。

   大家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近一个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新态势，以及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反响，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有很多事情都是颇为相似的，比如说，发源地，十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的发源地也是美国，只不过十年前是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十年后的今天是贸易摩擦带来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传递的路线极为相似。都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带来外需减少，从而带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最终的实际影响更为相似，都要落实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上。所以，注意到十年前和十年之后的今天这样的一种经济运行态势的相似，我们得说一句话，尽管各个方面都很相似，但是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所要采取的对策，却不能相似，也不应当相似，而且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相似。

   这里的道理是非常简单，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的十年当中，特别是在过去五年当中，中国经济的运行本身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工作理念、思想和战略作出了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这些变化，使我们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不能忽略掉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最近三个多月来，中央决策层围绕着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新的经济下行压力提出的重要的战略方针“六稳”，大家都非常熟悉，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

   大家比较“六稳”当中透视出来的精神，跟十年前的反国际金融危机提出的应对战略加以比较，我们发现这里最缺少是什么，去掉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稳增长，十年前那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所有的操作所突出的一条主线索就是稳增长，全社会稳增长，唯独在1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颇为类似的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类似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六稳”当中很多稳提到了，但是稳增长并没有在其中显现。

   我想这是决策层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实际上，大家回忆一下过去五年当中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于工作经济方针的部署，都和以往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对于经济形势怎么看，我们总是说中国经济运行当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当讲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结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十年前我们所认定的总量问题，当说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时候，也是在讲不同于十年前认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层主要的矛盾不同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了，我们对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即便是颇为类似的现象，也不能不有所区别。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当前宏观经济的主线，大家熟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和十年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颠覆性的变化，方向性的改变。十年前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什么？需求管理，需求管理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我们作为老师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这几个方面归结：需求管理强调立足需求侧，第二个强调盯着需求总量，第三进行的是面对需求总量和供给侧总量之间的不平衡搞逆向性的调节。这是需求管理的三大要素。

   但是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在讲，你这次得从需求侧跳到供给侧，你这次关注的东西不能需求总量，要关注供给的结构和供给的质量，你瞄准的不是短期对冲性的调节，而是着眼于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格局，这样的变化，在过去五年当中积累到这样的变化。

   第三，谈到怎么做的时候，一直在说，根本途径在深入改革，也就是说，主要不是靠政策层面的安排，而主要是立足于改革，立足于体制机制性的变革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为目标。

   所以，在这个时候，政策层面的调节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而言，如果忘记了主要靠改革，只盯着政策层面的调整，可能事与愿违，很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的。所以在今天在当下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我们说精准专业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首先完成三道拷问才可能在接下来做后续的工作。

   哪三道拷问呢，第一个，当做你经济形势分析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少复杂的经济现象都要问自己，主要矛盾因此而变化吗，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发生变化，进一步说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了吗？如果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没有发生，我想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就可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观察点，这是第一个拷问。不通过这个拷问，你后续的工作无法进行。

   第二个拷问宏观经济主线调整了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在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面临我们又回到了需求管理的轨道上面去了。如果没有回去，如果仍然是实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在宏观经济认为我们仍然坚持供给侧结构的宏观经济的主线上面，你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你所发出的这种政策的呼声，很可能不是你原来想的这个样子。

   第三个拷问，我们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主要靠政策性的调整来应对，还是靠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应对。如果你仍然认为主要的问题靠体制机制，而不是靠政策的调整，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必须进行政策调整，但是主要的立足点主要的依托力量是改革。你也可能会提出不一样的政策主张。

   所以，当前的宏观经济分析首先要面临着这三道拷问，我以为只有经过这三道拷问之后，再去讨论具体的对策安排，恐怕才可能做到精准，才可能做到专业。我说这些表面上面看起来非常抽象，也相对原则，我们不妨把讨论深入一点，落到具体的问题上。

   今天在早餐的时候几位专家都在跟我提起一件事儿，就是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应该怎么做？大家试着想象一点，当你提出财政政策如何做的时候，你心目当中的财政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心目当中是把财政政策放在怎么样的决策上，我揣摩不少人把财政政策都放到了需求管理这一条主线上面去。

   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怎么发挥作用？第一减税减费，第二扩大基建投资，第三就是加大资金池子。我认为理念、思想、战略在某种意义上面不自觉地下意识地又回到了十年前的轨道。如果那样，我们说不一定在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上我们之间能够达成共识。

   必须换一套思路，这一条思路的转换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必须是有意识的，你得比照说，如果放在十年前我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要跟十年前有所不同，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把当下的问题解决好，不偏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比如说，减税降费，今天跟十年前的减税降费不一样了。十年前的减税降费都是扩需求，对于稳增长有利，今天的减税降费是要降低成本。谁的成本，企业的成本，实体经济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减税降费就是有明确的指向，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减。

    减税降费不能以增发国债和赤字作为资金来源。以增发国债去实施减税降，按照国务院的目标，今年的财政赤字在2.8万亿的基础上加上1.3万亿，这样不行。我们要用新的思路作为减税降费的重要支撑。

   第二基建投资，我们十年前4万亿扩大基建投资的办法，实现稳增长的目标，短期之内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触底反弹。但是十年后的今天可以吗，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到作用，但是不是瞄准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不同于高收入的增长，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发生极大地变化。

   你再启用10年前的办法，我们面临诸多的问题，第一就是再度扭曲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这样一种扩大投资的办法，它的效益能够像十年前这个样子吗，十年前的投资效益跟十年后的投资效益绝不是一个投资水平上面，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注意一下，中央决策侧关于扩大基建投资的办法就是跟补短版结合在一起，你扩大是什么投资，不是总量性，也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精准去扩大投资，瞄准特定的方向去扩大投资，这是不一样的。

   再如赤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战略建立在十年前反国际金融危机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总结基础之上。没有十年前的这种经历，今年何谈不搞大水漫灌。对于赤字，大家某种程度上面放松警惕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高度敬畏，不可轻言扩大赤字，因为要把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跟十年前具有很大的不同。不讲其他，单纯讲我们杭州，单纯讲浙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十年前的地方债跟现在的地方债不同，中国今天面对的重大风险的系数跟十年前也是不在同一个水平上面，讲到扩大赤字的时候，一定要以防风险作为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且排在头位的重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重要的是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及扩大财政赤字一定需要有底线思维，一定不能跨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3%，哪怕是一个名义上面的指标也是要守住这一条底线。

   考虑到上述这些，我集中表达这样一种看看，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我们当前做的一种事情，比较十年前反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的经济形势基础之上，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不断地警醒自己，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思念战略和作出中国经济形势的精准分析，提出应对矛盾和挑战的政策主张，我就说这些。

谢谢大家。

李迅雷发言实录：

   李迅雷：我们先讲贸易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6年是负的贡献，因为16年的时候全球经济还是没有复苏，所以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对GDP的贡献我的印象当中是-0.6%，到了17年变成正的贡献，因为经济的复苏，今年上半年又是负的贡献。

   总体来讲，对于GDP的增速的影响还是在一个百分点以内，这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从最近的政治局的会议提出六稳，前面的高院长也提到6个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稳预期。最后一个就是预期的问题。

   因为很多东西你要稳，意向要稳，实际上能不能做到稳，很难。但是这个稳需要有一个过程。

   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把预期要提高。这就需要改革能够改变大家的预期。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制度的设计更加合理，让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进程当中更加切合实际，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有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导致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迅雷：自身的问题有几个方面，减税减费大家的呼声这么高。高院长非常资深，他说财政赤字率不能过3%，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死杠杆，我们现在要救急，现在民营企业处于国内成本比较高，他把产业转移到海外去，中国通过改革开放40年，打造全国制造业的大国，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善。不能因为国内的成本的调整，就把我们的产业转移。在这样的人口大国产业转移导致国内的很多产业中断，断裂了。

主持人：李老师对股市方面有研究，刘士余主席讲春天已经到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迅雷：我觉得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晴雨表，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是反映大家对于经济的预期的变化。大家担心未来，目前股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整，估值水平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刘主席讲到春天不远，我也是认可。估值水平来讲，我们过去很多整体的估值很是很高，我们以市盈率的中位数，因为平均数没有意义，中国的银行很大权重很高，讲中位数可以客观反映。

   15年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市盈率中位数是70倍，现在是23倍。现在在国际上面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说春天不远，从估值角度是认可的，另一方面，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得我们全社会的稳杠杆可以实现，部分杠杆的水平在下降，这个可以理解。问题在于我们的能不能熬过冬天，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春天是不远，很多企业熬不过冬天，比如说，跟15年相比，我们的场外的配置没有问题，股权质押问题，这个比之前还要更加严重，你去杠杆但是你的资产缩水，资产缩水之后，分母变小了，分子即便没有变化，杠杆率又上去了。这个时候需要深圳市政府这样采取举措来进行救助，我觉得其他的地方政府也要考虑措施。我们要熬过冬天，才能走到春天。

   李迅雷：我也是再强调一下就是要防止一种政策的叠加效应，因为现在的政策非常多，我们每一套政策拿出来看起来都有道理，都很好，但是这几条政策的叠加效应对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说，环保很好，但是我们现在不少企业跟我反映，现在全球最高的环保标准来对企业提出要求。上海某一家的董事长跟我说，他们的空调排污水都是小净化处理，这样大量提高企业的成本，如果说新的空调设施做污水处理可以，旧的成本需要很高。

   我们服务业通过网购释放的垃圾又很多，这个标准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刀切，包括违章建筑的拆建都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同时推进企业不堪重负，作为资本市场，它的股票都是标的主要是企业，我们的稳定预期还是要在政策上面统筹考虑。

注：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