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通胀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加快加码收紧货币政策，叠加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能源粮食危机等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转弱，金融市场震荡和部分经济体“硬着陆”的风险值得关注。

 

 

经济增长动能放缓。美国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0.9%，连续两个季度环比负增长。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0，创有历史记录以来新低；制造业PMI降至53.0，创两年来新低。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7%，高于一季度的0.5%，但部分先行指标转弱，6月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23.8，在历史记录中仅好于2020年4月的-24.4；制造业PMI降至52.1，创22个月新低。日本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其最新报告中分别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下调0.4个、0.3个百分点至3.2%和2.9%。

 

全球通胀高位运行。6月，美国、英国CPI同比分别上涨9.1%、9.4%，均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HICP同比上涨8.6%，也为有统计以来新高。新兴经济体方面，6月印度、南非CPI同比涨幅均超过7%，俄罗斯CPI、巴西IPCA均超过10%，阿根廷、土耳其的CPI涨幅甚至高达64%和78.6%。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给短缺仍存，需求也边际放缓。一方面，劳动力供给短缺依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美国6月职位空缺数达到1069.8万，连续13个月超过1000万，约为登记失业人数的1.8倍。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开始降温。5月美国制造业PMI的雇佣分项为49.6，近9个月首次降至枯荣线以下，6月进一步降至47.3。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雇佣意愿回落，失业率面临自低位上升的压力。未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与需求下降并存的局面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一是股市走低。6月末，美国标普500指数和欧元区STOXX50指数均较1月高点下跌超20%，已达到熊市的技术标准。二是债市低迷。上半年，美、德、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上升146个、165个、127个基点，财政状况较弱的南欧国家国债收益率升幅更大。三是汇市大幅波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7月中旬欧元对美元汇率几度跌破平价，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半年贬值逾15%，均创近二十年来新低。四是大宗商品市场动荡。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金属、农产品价格一度大幅上涨，多数在3月上旬达到近期价格高点。此后，能源价格高位波动，金属和农产品价格明显回落，铜、铝、锌等价格已回落至去年四季度水平。

 

 

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联储5月议息会议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50个基点，6月、7月议息会议两次连续上调75个基点至2.25%-2.5%，为1994年11月以来最大单次加息幅度。6月点阵图显示，与会委员对今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预测中值为3.25%-3.5%，对应全年加息325个基点，明显高于3月点阵图预测。

 

此外，美联储自6月起开始减持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规模，初始缩表速度为每月上限300亿美元国债、175亿美元MBS，9月起将加快至每月上限600亿美元国债、350亿美元MBS。欧央行在7月会议上将主要再融资利率、边际借贷便利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50个基点，为近十一年来首次加息，结束了持续八年的负利率政策；同时创设传导保护工具（TPI），以保障货币政策平稳有序地传导至欧元区所有国家，助力实现价格稳定目标。英格兰银行在5月和6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至1.25%，并在5月会议上表示考虑出售英国国债。日本央行则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此外，第二季度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央行均加息2次，累计幅度分别为100个、100个、75个和50个基点。

 

部分新兴经济体继续加息。为应对国内通胀压力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的溢出效应，部分新兴经济体继续跟随加息。第二季度，巴西、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央行均加息2次，累计幅度分别为150个、125个、90个、50个基点；南非、马来西亚央行均加息1次，幅度分别为50个、25个基点。

 

 

高通胀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本世纪前二十年（2000-2019）全球CPI年均涨幅3.9%，其中发达经济体先后经历了“大缓和”和“低通胀”时期，同期CPI年均仅上涨1.8%。这一趋势在2021年已发生转变，今年以来扭转为高通胀的态势更加明朗。短期而言引发通胀攀升的因素包括前期发达经济体大力度的刺激政策、疫情反复加剧全球供给瓶颈、地缘政治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紧张、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加剧“工资—物价”螺旋、海外通胀预期走高引发“第二轮效应”等。中长期而言，本世纪前二十年对平抑通胀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一体化、劳动力供给充裕等红利已发生逆转，叠加当前能源转型和产业链重构成本上升，本轮全球通胀走高的粘性和持续时间可能比以往更加严峻。

 

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能放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欧洲等地能源供给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困难，抑制经济复苏进程。近期随着奥密克戎BA.5变种病毒开始流行，6月以来全球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回升，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高通胀背景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的“偏松易引发通胀预期发散、偏紧易加大经济硬着陆风险”两难困境更加凸显。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胀攀升、经济放缓、债务积压、货币贬值以及食品和能源危机的“完美风暴”风险。世界银行预计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潜在经济增速将较疫情前低0.6个百分点。同时，全球融资宽松环境收敛加重了低收入国家债务偿还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超过30%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或濒临债务困境，对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甚至达到60%。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新兴经济体货币持续贬值可能进一步引发连锁反应，财务状况脆弱的市场主体面临严重冲击。国际金融协会估计3-6月新兴市场国家连续四个月资金净流出，累计净流出逾200亿美元。此外，粮食和能源安全的挑战同样严峻迫切，联合国称全球受饥饿影响人口近8亿，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可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