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以2019年为基数两年平均增长5.1%，经济增速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产业链供应链稳固，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就业形势改善，物价总体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2022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地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扩大内需，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着力稳定市场信心，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字：经济增长 新冠肺炎 产出缺口 价格剪刀差 我国经济 预期管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大幅波动，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和政策取向，需要科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既要看中长期发展趋势，又要看短期走势和波动，结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剔除2020年的基数因素，基于2019年数据计算两年复合增长率，以判断经济形势；同时要密切关注经济边际变化，研究经济走势。

 

（一）我国经济持续恢复，仍存在较大产出缺口

 

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和率先复工复产，我国经济在2020年第一季度遭受严重冲击后，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呈现快速恢复势头。2021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复苏，第一季度实际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但从第三季度开始，受疫情、汛情、拉闸限电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不到5.2%。虽然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速仍处于领先水平，但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6%左右，以此为经济增长基准值来看，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尚未得到完全回补。从边际运行看，2021年第一至第三季度环比经济增长分别为0.2%、1.2%和0.2%，折年率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

 

（二）工业生产形势总体良好，服务业持续稳定恢复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6.4%，与疫情前水平相当。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6%，较2020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7.0%，对工业生产恢复形成有力支撑。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20.1%，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3%、12.8%，均高于疫情前同期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医药制造业增势强劲，同比增长29.2%，两年平均增速为15.4%。第三产业持续恢复但尚未回归至正常水平，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两年平均增长4.9%，与2015~2019年第三产业平均增速在7.5%左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迅猛，同比增长19.3%，两年平均增长17.6%。零售业、交通仓储、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恢复较慢，其中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不变价增加值总量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绝对量水平。

 

（三）外需超预期增长，内需恢复偏弱

 

目前，消费受疫情影响最大，一旦发生零星疫情，居民餐饮、出行、娱乐等消费需求就会呈现塌方式减少。2021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3.9%，大大低于前几年年均8%左右的水平。城乡居民消费意愿不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658，仅仅比2020年同期提高0.03个点。尽管消费增速较慢，但相对投资而言，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4.8%，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投资增速不及预期。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3.8%。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5.6%，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6%。房地产金融和土地等调控政策效应显现，虽然房地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仍然较高，但其同比增速开始趋缓。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5%，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4%，明显低于预期。第一产业和制造业投资增长相对较好，同比增长分别为14.0%和14.8%，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3.0%和3.3%。出口是经济的强有力支撑。2021年前三季度，按美元计算，我国出口同比增长33.0%，两年平均增长14.9%；进口同比增长31.2%，两年平均增长13.4%；顺差增长31.1%。1~9月，我国出口价格上涨5.7%，进口价格上涨18.2%，如果扣除价格因素，我国的实际出口增速大大高于世界贸易增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5%，超过投资的贡献。其中，第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1.7%。

 

（四）就业压力有所缓解，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我国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援企稳岗，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1年上半年，随着经济活动趋于活跃，企业用工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不断回暖，调查失业率连续下降，6月降至5.0%。受毕业季大量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就业影响，青年失业率上升，带动7月调查失业率升至5.1%。随着毕业生工作落实，9月调查失业率下降至4.9%。

 

总体来看，前三季度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低于5.5%左右的全年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农民工达到18303万人，比2020年同期增加351万人，但比2019年同期减少33万人。城乡居民就业形势稳定，部分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月均工资水平回升，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与GDP增长基本同步，两年平均实际增长5.1%。

 

（五）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价格剪刀差扩大

 

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从2020年11月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回升，主要是由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铁矿石、黑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2021年1~9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上涨0.7%。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7%，其中，9月上涨10.7%,单月涨幅超过2008年和2017年两轮工业品出厂价格的高点。我国供给端恢复快于需求端，还存在一定的产出缺口，货币政策也从2020年5月开始回归到常态运行，通胀压力不大。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上涨，2021年以来涨幅还有所扩大，主要是由世界各国生产端恢复慢，需求端恢复快，短期内需求生产错配造成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金融化，投机炒作、期货多头增加，也拉动了价格上涨。美欧的能源、钢铁、部分化工产品等市场价格水平明显高于我国，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不是由我国需求拉动的，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主要是输入性的。同时，一些国内商品如煤炭、钢铁、建材等的价格上涨与由国内能源双控、钢铁双限、碳达峰碳中和等导致的价格上涨预期有较大关系。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美国等国家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能源、芯片短缺等供给侧约束仍然存在，需求侧压力不断显现，企业经营困难增加，财政金融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地缘政治、疫情风险、极端天气等“黑天鹅”事件难以预料。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一是美国等国家政策转向带来全球外溢效应，需要防范其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均推行了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全球利率水平降至历史低位，金融资产价格屡创新高。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疫情初步得到控制，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运输价格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等大国的货币政策提前转向紧缩的预期不断升温，对全球乃至我国带来较大的外溢效应。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需要经历缩减资产购买、加息、缩表等阶段。美国很可能在2021年底至2022年第四季度期间，逐步退出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以来所启用的各项购买资产计划，从2022年底或2023年初开始，进入加息和缩表阶段，此后开始加息。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复苏无疑有助于世界经济恢复，但其货币政策周期转变带来的全球外溢影响也不容忽视。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态势仍处于分化阶段，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得益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高、政策扩张力度大，经济复苏势头较好。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低，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当前的通胀上行并非源于经济过热，而更多的是来自供给恢复滞后于需求、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和流动性过剩。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以及主要国家的央行跟随操作，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融资环境恶化，汇率大幅波动，商品价格大幅调整，国际资本无序流动，经济脆弱国家将面临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会有所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10月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6%，2022年为4.9%左右，全球贸易量增长6%左右。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多次成为其他国家金融经济危机的诱因，我国也需要防范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同频共振风险。人民币可能从强势升值周期进入双向波动阶段。中美利差收窄，外资可能以更快速度流出，加剧我国资本市场波动。境外机构持有我国国债占托管总量比重超过10%，2021年前6个月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月均规模达239亿美元。国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境内外价格联动性较强，需要保供稳价，打击投机行为。中资美元债市场也需要高度关注，近年来中资美元债市场快速扩张，并呈现期限短期化、房地产行业为主体、评级两极分化等特征。在国内融资环境收紧、境外融资面临兑付高峰、融资成本上升等背景下，部分企业资金链将面临较大压力。

 

二是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频扰我国，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服务业领域的企业冲击尤为明显。商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租赁和居民服务业四大行业占我国经济的18%左右，吸纳就业约2.8亿人，占我国非农就业的一半左右，其中约2.6亿人在私人小微企业工作或从事个体劳动。这四大行业主要是接触性、线下生产和消费行业，受疫情影响最大，如果这些行业就业不充分，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我国消费增长。钢铁、有色、煤炭、化工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价格剪刀差将导致中下游的大量中小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经营困难，纺织、食品等企业利润下降。一旦小微企业普惠贷款还本付息延长期结束，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时有中断，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影响企业的生产，汽车芯片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是金融风险有所显现。在地产融资持续收紧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压力明显增大，债务违约事件越发频繁，截至2021年8月底，房企债券违约规模已超过2020年全年。由于房地产产业链条较长，房企爆雷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容易形成从企业债务向金融领域的传染，并影响社会稳定。对城投发债进行分档管理，监管政策持续升级，部分城投发债受限，非标融资渠道收紧，城投公司的现金流面临严峻考验。地方国有企业信用风险持续释放，违约主体和违约金额明显增加。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提高各级政府的风险责任，有利于风险控制和化解。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债务负担有所增加，金融风险仍会进一步暴露。

 

四是重视政策叠加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在我国经济还处于疫情冲击后的恢复阶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的背景下，我国在能源双限、双碳、钢铁等产业双限、房地产市场调控、平台经济反垄断、共同富裕，以及教育、文化等领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策力度是空前的，出现了各类政策正确但叠加后对增长产生“合成谬误”的效应，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经济可能产生了一些冲击，市场预期不稳，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已对经济带来影响，限制煤炭产量和进口、压减钢铁产量导致钢铁价格持续上涨。宏观调控要高度注意不同部门政策同时出台对经济增长的同向叠加影响，加强政策协调配合，既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也包括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同。

 

 

2022年，我国经济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速呈现前低后平态势。

 

（一）出口回落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向好，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战略，对我国的医疗物资和耐用品的需求相对会降低。各国恢复正常生产后，一些回流我国的订单会流出。各国内顾倾向加剧，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布局将从注重成本转向注重安全和效率，产业链供应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部分产业会流出我国，也会影响我国的出口。但我国产业链齐全，配套能力强，出口具有韧性，世界经济恢复会带动我国的出口。预计我国出口额按美元计算增长3%左右。与此同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我国进口会相应增加，贸易顺差减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转为负值。

 

（二）投资总体低迷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的“三道红线、两个上限、两个集中”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仍会抑制消费贷、经营贷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企业融资会继续减慢，购房者观望情绪增强，房地产开发投资将会下降。对各国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传统的基础设施水平相对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是超前的，叠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约束，短期内基建投资难有大幅增长。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经回到历史较高水平，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也有好转。国家也出台了系列支持数字化、绿色化领域投资的规划，金融机构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这些因素有利于制造业投资回升。但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减慢，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会挤压中下游制造业利润空间，叠加拉闸限电、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政策，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意愿不足。

 

（三）消费恢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就业和收入水平稳定，有利于消费平稳回升。但疫情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的零星散发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消费者消费意愿总体偏低，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央行的城镇储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居民选择“更多储蓄”的占比仍远高于2010~2019年的平均水平。居民部门杠杆率仍然较高，消费信贷受到制约，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情况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抑制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四）通胀会温和上升

 

我国货币政策自2020年5月就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回归常态，基本稳住了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国内需求低迷，价格缺乏需求支撑，上游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难以有效传导到消费端。如果不发生供给端停产、减产或输入性价格上涨冲击，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价格迟早会回落。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也不支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首先，疫情影响了各国的生产和产业投资，但并没有严重破坏各国的工业生产和运输能力，随着疫苗普及率提高，在价格上涨的刺激下，各国的工业生产和运输将逐步恢复。其次，在世界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两轮冲击后，低增长、高债务、高收入差距的格局尚不会改变，大宗商品价格没有持续上涨的需求基础。最后，全球通胀预期较为稳定，反映通胀的美国十年国债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当然，面对低经济增长和高债务率，各国政府对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对物价上涨的容忍度提高，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我国的物价上涨仍有一定的推动力。考虑到2021年物价翘尾对2022年的影响较大，煤炭、芯片供给缺口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粮食、猪肉等价格处于低位，预计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5%左右，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4.5%左右。

 

总的来看，由于出口和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两大动能边际趋缓，而消费、制造业投资等需求整体支撑力度仍处于恢复之中，预计2021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会回落到4%左右，2021年经济增长8.1%左右。如果2022年继续保持2021年财政赤字水平和财政支出力度、货币供给和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速相匹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预计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5%左右。考虑到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满足充分就业和防范化解风险需求、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等因素，建议把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通过“跳一跳”可以“够得着”。为此，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填补必要的增长缺口。

 

 

 

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扩大内需，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继续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防控策略。

 

 

2022年，我国将出现供给需求双约束、低增长和相对较高物价组合的现象，需要财政政策更好地发力以破解这一难题。要适度增加财政赤字，赤字率可按3%安排，保持专项债规模不变。由于2021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大大超过预期目标，一般公共预算实际收入会明显高于预算，建议把2021年全部超收收入和过去积累的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全部用于扩大2022年的预算支出规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养老、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2022年，国内物价总水平将有所上升，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一定压力。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在现有资本管制政策基本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对冲美国等政策的外溢效应和输入性价格的上涨影响。

 

 

消除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使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内部、环节之间能够顺利衔接、顺利转化。尊重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提升产业链水平。坚持“房住不炒”，保持房地产健康发展，维护好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共同富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内需。

 

（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企业活力源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合理分工和有效配合，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要放足放到位，法无禁止即可为；该政府管的要管好管到位，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好政府的职责。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市场竞争、生产要素使用、产权保护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推进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并监管，督促高风险地区稳妥降低风险水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适度救助原则，推动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我国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过高，要未雨绸缪，防止因个别企业经营困难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要科学预判形势，加强政策评估，努力在实现宏观调控多目标下选择最优政策组合。政策出台要有轻重缓急，把握政策的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配合。高度注意不同部门政策同时出台对经济增长的同向叠加影响，防止各类政策正确但叠加后对经济产生“合成谬误”效应。准确判断经济形势，科学解读经济政策。妥善处理国际经贸关系，加强各国间经济政策协调。

 

作者：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