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我国陆续推出50多项开放措施，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完全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等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随着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陆续建立并持续完善，跨境投资便利程度显著提高。截至2020年末，外资持股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5%，外资持债约占债券市场总规模的3%。

 

我国外汇市场开放也取得长足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形成了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丰富的产品体系，以及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2020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规模30万亿美元，其中60%是外汇衍生品交易。我国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不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纲要》在两处部署了金融开放的改革要求，一处是在“第四十章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提出，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另一处是在“第四十二章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提出，推动主要多边金融机构深化治理改革，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更好发挥作用，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一）继续推进金融深度双向开放。在金融领域加快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坚持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持牌经营的前提下，统一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依法平等进入金融行业。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

 

（二）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人民币会以市场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同时，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的话语权还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十四五”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从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高度出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