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理论的特点是它的理论要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种情况，比如技术进步有利于收入增长、贸易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改进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提高增长速度等，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落后国家。

 

而特殊理论，就是指它专门研究一类特殊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特殊理论，就是它所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在处处不如人情况下还要实现较快增长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一般性的增长问题，还是特殊的发展问题呢？一个基本的判别方法就是看这个问题是否是由“落后”产生的问题，是由于世界上有更加先进、强大的国家和企业存在，它们的存在导致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举例来说。

 

（1）早年德国追赶英国时，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理论（infant industry theory）。这个理论后来被（正在追赶欧洲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最初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一个落后国家在有发达国家存在、压得你无法增长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贸易保护，给本国刚刚诞生的“婴儿产业”一个成长的机会，才能长大成人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

 

（2）20世纪50~7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所研究的世界二元体系问题，当然也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它研究的是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等无法与之竞争并发展成为早年欧洲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基础，只能用资源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换取工业品，而由于发达国家工业的技术不断进步，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落后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一方面导致本国发生贸易赤字、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总是处在“中心—外围”（center-priphery）的二元结构当中，发达的越发达，落后的越落后，发展中国家总也追不上去。

 

（3）要素结构（也称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理论，也的确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但是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所以要想实现增长，就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18世纪的英国也缺少资本与技术，劳动力也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搞的工业（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但那时各国还没有一个要素结构差异的问题，只有在后来，世界上的国家分为资本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只有资源或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的情况下，有了要素结构的差异，才有了要素比较优势的问题，而这当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4）后发优势理论。“后发”（late comer，也称backwardness）本身就是差异存在的结果。如何利用“后发”这个本来的劣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增长，是发展经济学解释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我们后面将着重分析这方面的问题。

 

（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也是典型的发展问题：落后国家还很落后的时候，发达国家处处高叫“市场规则”和“市场竞争”，而当落后国家有了一些竞争力的时候，发达国家还会动用国家强力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增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其实多次发生（被称为“修斯底德陷阱”），也是落后国家实现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难题。只有最发达的国家或一直在前沿的发达国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正因如此，这不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于的“增长理论”的问题，而只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

 

（6）此外，福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收支危机、国际援助、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等，凡是有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差距之后发生的与落后国家相关的许多问题，都是发展的特征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早期用过的增长手段，不再成为今天落后国家的“政策选项”（limited option），比如今天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再用殖民地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国家可以像当年那样毫无节制地碳排放，也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特殊命题。

 

同时，也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发展”的问题，实际只是哪里都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增长问题。

 

比如，200年前英国无论是工业化水平，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估计都不如现在的中国高，但英国当时面临的只是自身如何提升增长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问题，因为没有比它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只有它到处侵略别人而没有人可以“制裁”它。是不是“发展”问题，要看有没有先进的一方存在。这是一个相对关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水平的问题。

 

贫困、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低等现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都被认为是“发展”的问题，都是现在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早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特殊。在某个时点上看，即使是200年前，世界各国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你如果把视野再拉长，人类各民族在最初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一样的，后来因地理、气候等原因，有的较快进入了增长阶段，有的则迟迟没有，或者有的出现周期与倒退，差距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增长理论”，其实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西欧为背景分析论述各国人民如何依赖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没有技术进步，几百上千年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0.1%（Madison，2001），在生存线上挣扎（战争与瘟疫）。马克思当年分析的欧洲工业化早期存在的固定工资（他所说的“必要劳动”）、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后来开始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的落后国家往往也会一再出现，所以从基本性质上来说这是一般性的早期阶段增长问题，而不是“后发”的问题。落后国家现在才发生，只因为它们刚刚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则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跨过了“刘易斯拐点”），问题本身不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相关。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刘易斯模型”。刘易斯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当年基于工业化早期欧洲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不变”的情况形成的“古典理论”，与发达国家剩余劳动力用完之后工资随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新古典”情况，通过“刘易斯拐点”，连接、统一在一个理论模型当中，因此它事实上是对经济增长全过程的一个完整描述，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与描述，属于“一般理论”。但是，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过了“拐点”，而发展中国家还处在拐点之前的早期阶段，在当前看上去好像只是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特殊理论。由于发展也是增长，所以我们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增长时，自然也要用到各种增长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固定工资情况是一切国家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都会发生的，而不是落后国家的“特征性问题”。事实上，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刘易斯模型中包含着“落后国家的特殊情况”，那就是新部门的产生和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形成，是由于发达国家“外资”进入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本国内生的某种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创新）所引起的。

 

总之，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实际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研究在发达国家已抢占市场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如何比它们更快地增长。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强弱关系前提下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增长的问题，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只研究一国自己，就只是经济增长理论讲的一般性问题。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落后国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政治体制、国家治理、宗教信仰、自然条件等，它们有时也与贫困并存甚至与贫困相关，许多人也把这些纳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这是“越界”了。不是一切落后国家的问题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对落后国家中某个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