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体安排：复工复产VS抗击疫情

部分专家认为，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复工和防疫的取舍。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指出，稳经济与抗疫情本就并行不悖。疫情影响是短期的，但生产经营是长期的。而且，只有经济稳定才能够给防疫工作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长江养老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认为，复工的步骤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一旦如果在3、4、5月份生产的旺季，因为疫情造成二次扩散不得不进行停工停产，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大于2月份的停工停产。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虽然近期数据明显改善，但在对病毒、病理及有效治疗措施等诸多问题尚无医学定论的情况下，疫情的发展（尤其在海外）还有很多变数。中国政府防控疫情与稳定民生万一失衡，其经济或社会后果会很严重。

部分专家指出，应避免在防疫的过程中采取简单或过激的反应，为企业复工带来阻碍。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指出，疫情延续时间和各省市能否正确应对疫情，而不因为部分过激反应给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是影响今年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亚洲金融智库研究员董希淼指出，应尽快纠正简单化极端化措施。采取堵路、封路，随意关停销售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农贸市场、超市、便利店，对快递、外卖等进行严苛限制等行为不仅违法违规，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影响疫情防控工作正常开展，对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更是不利。

二、扶持重点：中型企业VS小微企业

智库专家普遍认为大型企业抗冲击能力较强，中小企业则风险较高。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指出，对于大型民营企业而言，预计其抗冲击能力会相对较强。往年春节期间也会停工半个月左右，此次疫情如能在短期内控制住且工人能够较快返岗复工，则对大型民营企业影响有限。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基于2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大型企业）近五年的财务数据得出结论，疫情对大中型企业有一定盈利冲击，但带来的资金压力有限。数据表明大型企业现金流有较好的安全边际，未观察到因固定成本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

对于中小企业，部分专家认为中型企业风险较高，部分专家则认为小微企业挑战更大。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中型企业最难，租金和人力成本存在刚性，没收入的情况下难以支撑。同时，中型企业在防疫投入上不容易拿到倾斜的资源，加之消毒、物流等成本的提升会使得经营比较困难。而夫妻店等小餐饮企业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租金低以及店主即店员，较少刚性的人力成本支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则认为，各地政策对没有银行贷款、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帮助不大。当前，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普遍比较困难，不排除疫情冲击引发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生存危机。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也指出，广大未能在公开市场融资的小微企业群体的风险抵御能力比新三板企业还要弱得多。

三、防疫心态：盲目乐观VS过度悲观

部分专家指出，应将困难估计充足，避免盲目乐观。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疫情尚未结束，在看到希望的同时，需正视疫情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挑战、风险及各种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足，切忌过于乐观。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指出，要把困难估计得更足些、措施准备得更多些，特别是对坏的情形要提前有所准备。通过合理设定疫情防控目标和理性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加强市场预期引导，避免超预期事件引发市场情绪波动。

部分专家同时指出，不应对疫情的冲击过度悲观。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表示，中国也不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冲击过度悲观。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和充足的政策空间，足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另外，有了非典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对本次肺炎疫情的反应速度与应对举措，应该比较有经验。疫情的扩散程度、持续时间都将因为中国政府的快速、强力反应而得到控制。

四、企业减负：减税VS降费

部分智库专家认为应实施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指出，需针对中小企业的切身需求推出实际有效并能尽快落实落地的帮扶政策，帮助其渡过难关。适度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通过补贴商住物业所有者要求其对商业租户减免租金；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缴纳负担；给予企业就业稳岗补贴；允许制造业、建筑业企业等以不可抗力因素实现合同执行期限的延长。

但部分智库专家认为减税可能不如降费的政策效果明显。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指出，就财政政策而言，企业盈利下滑将使减税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通过进一步降费（行政事业费、社保等）为企业减负可能更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可通过失业保险、税收返还、财政专项资金，来补偿这段时间里相关企业的损失。

五、财政政策：短期刺激VS长期复苏

针对是否采用基础设施支出等刺激手段，智库专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Alicia Garcia-Herrero等指出，如果政府补贴特定行业，扩大医疗保健支出不足以缓解不利形势，可以采用快速见效的财政手段——扩大基础设施支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重点基建领域可出台一批见效快的储备项目提前上马。但长江养老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提到，追求短期经济复苏大规模的基建刺激不可取，因为大规模的基建刺激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回报率和资产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同时指出，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应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难关也很重要。

六、货币政策：托底保障VS刺激需求

智库专家普遍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应适度放松，但同时提出不能大幅刺激需求。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指出，短期内仍有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障资金供给、维持流动性充裕的必要，但尽快推动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的意义更大。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疫情对物价的影响仅集中在少数药品和卫生用品等商品上。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货币政策只能托底（保障民生、保障供应），而不能大幅度刺激需求。

七、债券市场：政府国债VS企业债券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可阶段性地提高赤字率，发行长期国债重点推动城镇化建设，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在启动巨大内需潜力的同时也可降低人口流动规模，降低由此带来的风险。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指出，疫情冲击本就增加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总体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发展高收益债也是适逢其时。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发行高收益债（俗称垃圾债），可以通过市场合理定价，重点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为此，一是针对高收益债市场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问题，从评级、担保、定价、估值等方面梳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二是建立激励相容的安排，吸引银行理财公司进入高收益债市场，比方说银行理财公司买入的债，纳入该行的MPA考核；三是鼓励券商加强投研，推动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高收益债；四是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增加高收益债市场对于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五是活跃二级市场交易，增加市场流动性。

八、金融监管：提高不良容忍度VS信用风险

部分智库专家提出应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指出应鼓励各地金融机构支持疫情受损企业，适当调整债务还款期限，提高因疫情造成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落实好尽职免责制度。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指出在央行加大货币供给力度的同时，应提高银行不良容忍度，真正落实尽职免责，积极引导银行为相关企业主动增加优惠利率的低息信贷供给，金融业应与实体企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与此同时，部分智库专家提示应警惕信用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参事盛松成指出，金融机构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