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量上看，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增幅有所回落。2018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人均财富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其中城镇居民增长速度超过农村居民。我们一方面为全国家庭人均财富较快的增速欣喜，另一方面也要高度关注城乡之间家庭财产差距扩大问题。

 

从结构上看，我国居民家庭财产结构变化不大，房产净值占比居高不下；不仅如此，财产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房产净值增长导致的。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家庭人均财产增长中的91%来自房产净值，相对于全国人均家庭财产7.5%的增速，房产净值增速更高，接近10.3%。由此可见，房产净值占家庭总财产比重持续增加。这一方面是房地产价格依然保持增长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居民在家庭财产配置中仍选择将资金投向房地产。同时，房产净值快速增长与居民住房负债率低也有一定关系。目前，居民住房负债余额仅相当于住房现值的不足6%；居民住房负债表现则苦乐不均，与一线城市高房价下住房投资压力较大相比，其他城市住房投资压力相对较小。

 

尽管居民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具有一定盲目性，但考虑到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经验，以及其他投资渠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居民持续增加房产投资的行为也完全可以理解。如何通过经济政策工具而非宣传手段，改变普通群众对房价的预期，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除房产净值外，其他资产配置有一定变化，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在实际资产配置中，中国居民金融资产的绝大部分仍为各种银行存款。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不是短期内能改变的，究其原因，谨慎性储蓄需求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报告显示，全国居民家庭储蓄前三个主要原因依次为“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为养老做准备”和“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尽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已有多年，且不断得到健全和完善，但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的人群往往具有预期不稳定的特点，对于未来养老需要预留多少资金、子女接受教育需要多少资金等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因此，从谨慎性需求出发，居民往往选择尽可能多地储蓄，从而造成多数情况下家庭储蓄超过实际需要，进而在总量上对国内消费需求造成了抑制性作用。

 

与此相匹配的是居民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查数据显示，将近三分之二家庭不能承受本金亏损，换言之，这将近三分之二家庭投资行为属于极度风险厌恶型。大量极度风险厌恶者存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投资决策。因此，居民家庭股票、基金等风险投资占比很低，风险更大的期货投资比例则接近于零。

 

从分组情况看，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东中西部居民家庭财产的地区差距依然明显，城乡之间的居民家庭财产差距尤为突出，且不同文化程度家庭的财产也呈现随着学历水平递增的情况。这些情况的调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经济政策角度考察，过度的谨慎性储蓄会对扩大国内消费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由于居民长期形成的对风险极度厌恶，以及对机构投资的不信任感，居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选择自行作出投资决策，要么索性选择远离风险投资、一味依赖银行储蓄。因此，通过经济政策调整来影响城乡居民的预期，从而改变其家庭资产配置策略，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毕竟，与严重依赖房地产投资相比，多元化的家庭资产配置策略相对安全，抵御风险冲击能力也相对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