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最明显的跃升是从分析式发展为生成式。传统人工智能以“赋能者”的角色呈现，在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等方面表现出色。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扮演“协作者”的角色，在目前的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效率的提升及个性化服务的增加。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内容分析、提供创意想法的形式在写作、创新和研发等关键领域加快价值创造。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汇总市场数据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选择，根据客户的偏好提供即时且个性化的响应。这一特征在医疗行业内已经开始显现。通过分析患者医疗记录、实验结果以及以往的医学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医疗人员作出准确的诊断，并提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案，或是将健康指标的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结合，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建议和治疗方案。个性化服务可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后成为各行业发展的一大转变。

 

 

　　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引发国际关系领域的“蝴蝶效应”。航海技术的发展带领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列强间的权力博弈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展开，国际体系由此从西欧拓展至全球。第三次科技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分割，国家间权力博弈不再聚焦领土空间的武力较量，而是更加关注全球市场的争夺。作为数字革命的关键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国家间的权力博弈。

 

　　首先，国家间权力竞争要素发生改变，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基础性的权力要素。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各类场景中，展示出不同的力量。生成式人工智能代表的重大创新不仅为国家创造新的价值，而且提升了既有资源的相对价值。各国纷纷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竞争热潮中，全球大模型研发竞赛日趋激烈的背后是对失去整个市场的担忧。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赖以发展的基础，即算力、算法、数据等成为数字竞争领域中最核心的竞争要素。对于这些竞争要素的掌握，成为数字革命中评估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权力更易垄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越来越向国际体系权力顶端聚集，随之而来的是国际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的垄断。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态包括基础设施层、模型层与应用层，创新与竞争在这三个层面同时兴起。以基础设施层的竞争为例，其竞争的核心是算力，算力的核心则是芯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市场对AI芯片需求的高度集中。其中，英伟达A100/H100/GPU的市场占有率达90%。作为芯片全球供应链上另外两个关键节点，ASML的EUV光刻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00%；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市场占有率突破六成。在资本市场，芯片生产、大模型开发和训练的门槛极高，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正持续吸引大量融资。技术垄断和资本的“雪球效应”使发达国家和大型高科技企业对于结构性权力的垄断愈发集中。

 

　　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各国创造权力的方式及行使权力的动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为用户和企业提供了便利，而且具有改变国家追求生存与发展方式的能力。工业革命前，国家通过征服疆域的方式获得安全和财富；工业革命后，国家使用机器提高生产力并以此追求实力的增长；冷战期间，国家权力叙事根植于核武器带来的国家行为的不稳定性。由于技术改变重塑了国家实现最终目标的方式，现代国家几乎不再将直接的领土扩张作为权力增长的途径。从生产结构性权力来看，正是发达国家和其大型高科技企业在技术和资本领域的垄断，使其更易将他国的依赖“武器化”。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采取的“脱钩断链”“卡脖子”“小院高墙”等行为，本质就是以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上的优势对中国发起遏制。从知识结构性权力来看，深度学习带来了大模型的幻觉问题，生成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以及产生偏见和歧视的风险，使曾经主导国家间的“权力战”“制度战”走向“认知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人工智能迎来新的时代，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难题。从技术本身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面临的治理挑战主要有错误信息、偏见歧视、对齐难题、滥用风险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人工智能算法在透明度、鲁棒性、偏见与歧视方面尚未克服技术局限。算法模型的黑箱运作机制使其运行规律和因果逻辑不清晰，容易受到数据、模型、训练方法等因素的干扰，出现非鲁棒性特征。算法以数据为原料，如果初始使用的是有偏见的数据，这些偏见将会导致最终生成内容的偏见或歧视。很多企业对于风险的预测、防范和应急处理能力均尚未完善，风险治理理念也未落实到工程技术实践中，导致其错失把风险拦截在萌芽状态的机会，在复杂的网络安全博弈中处于被动状态，一旦遭受内部威胁或外部攻击，极易引发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由于技术发展速度之快大大压缩了各国的应对时间，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性框架迟迟难以达成，在缺乏历史治理经验的条件下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治理方案。

 

　　“超越竞争”的视角是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理想状态，但基于该技术与国家权力的强联系性，使其难以避免卷入国家间的权力博弈。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创新者带来优势，也可能通过改变供应“规则”和鼓励新进入者削弱既得者的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的重要影响使国家对其研发、使用和治理均保持谨慎的态度。“泛安全化”在数字竞争领域愈演愈烈，大国竞争时代的全球合作越来越难以达成，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迫使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早已超出一国的能力范畴，国家间围绕权力的博弈构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之争。国家权力的获取逐渐脱离单一领域实力的增长，倾向于追求掌握规则的机会。各国针对人工智能制定了属于自身特色的政策和法规，跨国数字公司不得不针对不同地区训练不同的模型，在缺乏全球协同的条件下，数字公司及其模型难以顺利运作。

 

　　2023年10月，中国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破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困境指明了方向。该倡议提道：“各国应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加强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我们欢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科研院校、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主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协力共同促进人工智能治理。”这是中国在西方垄断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话语权背景下发出的呼吁，从目标、主体、价值等方面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愿景提出了中国方案，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风险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研究”（23AGJ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姚璐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