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具有一定特殊性，更多是通过部分M0替代，为我国零售支付体系提供冗余性，并且通过弱化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信息集中，强化央行的交易信息把控和反洗钱能力。考虑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是大额跨境支付、金融市场交易与外汇储备，显然DCEP跟人民币国际化关系并不大，在此方面需要减少“幻想”。同时，所谓探索去中心化的、影响到存款货币的以及公私合营的创新型CBDC，显然短期内也不现实。

 

二是积极推动国际化的、央行间的“数字货币替代物”建设，为将来可能的超主权数字货币奠定初步基础。例如延续之前的研究线索，真正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打造新技术支撑、有更多方参与的ESDR或DSDR，进一步缓解货币互换、储备方面的压力。对此，可在美元不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争取尽量协调好国际组织、其他央行间的利益与矛盾；或者引入美元，共同面对全球央行与私人部门（算法）在货币发行权上的矛盾与冲突。当然，这种积极参与对我国来说更多意味着责任与付出，而非很多人所想象的“抢先占便宜”。

 

三是适当支持私人部门参与国际民间稳定币探索。虽然全球稳定币市场也“鱼龙混杂”，许多稳定币包括其充足储备在内的承诺也被证明是“镜花水月”，但Facebook新推出的虚拟加密货币Libra的出现，即便可能失败，起码也表明了私人数字货币的契约从“不可置信”到走向准公共性的尝试。在合规、合理的前提下，或许也应该允许合格的国内机构参与这种民间探索。

 

四是对于众多的加密数字货币，其实质越来越像是特定的加密数字资产。相关政策重点则是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抓手，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实现“良币驱逐劣币”，尤其是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五是除了零售支付领域，无论是从大额支付清算、证券清算结算等领域所考虑的问题，还是关注对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的影响，似乎仍可以回到原来的货币电子化、数字化研究轨道上，与新型数字货币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总之，数字化时代必然带来数字金融模式的转变，进而需要数字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变革，货币自然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要素之一。数字货币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当前仍不应过于“狂热”，尤其不能为发展而发展。事实上，一国货币不管是否数字化，其对内价值都是更好地承担货币功能、稳定价格信号、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等；而对于其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进行数字化改造，而是取决于其背后的国家信用、市场接受程度、安全性预期、国际政治规则与一国涉外法律约束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