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往往在边缘地带发生。在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国别型的货币对美元的替代很难发生，但数字货币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发展新方向。尽管从1982年David Chaum基于邮件可以签名、加密而提出了加密货币至今已经有将近40年的时间，获得广泛注意的典型数字货币———比特币也已经出现了10余年，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而言，2019年流行的全球数字稳定币的倡议才真正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制度选项。

 

就经济基础而言，决定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全球性货币的因素主要有三点———经济规模、开放程度与稳定性。日元在国际化的关键时机欠缺了一定的开放，欧元则是受困于其政治框架，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危机时的安全资产。然而，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两难困境的特里芬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即使是新兴霸权货币美元满足了以上三点要素，取代失效的霸权货币英镑依旧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惯性一至于斯。

 

有趣的是，阻碍新的主权货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因素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正日益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国际结算的需求不再集中于公司、政府等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大型参与者。历史上，不依赖于实物货币的国际结算出现在服务进出口商人的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伦敦则因为其优异的贸易融资服务促进了英镑的国际化。而对于这些大型参与者而言，切换国际主导货币的成本巨大———新的定价标准、新的风险头寸和处理旧主导货币储备面临的损失。因此，过去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容易维持现状。而在高度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个人消费者参与国际结算的行为大大增加。全球互联网用户和跨国旅行者的人数在过去的15年中翻了一番，跨境电商更是让每一个消费者都直接参与了国际结算，也因此体会到了传统国际结算体系的缓慢和成本高昂（如货币转换费等）。个人消费者对某一主导货币的粘性远远比不上大型参与者，相反，他们对交易的成本更为敏感，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的吸引，转换支付手段。而从国内经验来看，以个人消费者为基础完全足以衍生出一套新的支付体系（如第三方支付在中国的快速增长，M-Pesa在肯尼亚的扩张等）。因此，个人跨境支付的活跃开启了一个潜在的国际支付货币的竞争局面。

 

第二，大型科技公司已经超越主权国家，形成了自己的服务网络。如果按照体量来计算，世界排名前100的经济体中有64个是公司，而非国家，这其实也反映了人类经济行为组织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让承诺保持价值稳定的数字稳定币，存在越过既有主导货币的网络优势的可能，而当年的日元或欧元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以欧元为例，即使在已经形成单一货币区将近20年的欧元区内部，有整整四成的网站只向本国消费者出售产品，同时，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从其他欧盟国家电商购买商品。但如果我们考虑数字稳定币Libra的前景，哪怕只基于WhatsApp的16亿全球用户，一个庞大的国际结算网络也会瞬间形成。对于其他类型的数字稳定币，即使是政府发行的数字稳定币，这样的网络机会也没有消失，某种形式的公私合营也能让政府背景的数字稳定币拥有这一庞大网络。

 

第三，生产大宗商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货币霸权发达国家都更有动力接纳一次支付体系的变革。相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没有意识到金本位制的缺陷，而大都配合英国政府维持金本位制的努力，当前各国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都充分了解，也都期待国际货币体系更均衡多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内缺少方便、成熟的支付体系，数字支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收益更大；在接受国际汇款方面，世行2017年的调查指出，全球每年6000亿美元的国际汇款平均成本高达6.84%，基于数字技术的国际支付体系改进，无疑也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最后，当前受美元全球流动性缩胀影响更深的也是不具有成熟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更稳定的全球流动性安排也受其欢迎。

 

总结数字化时代影响某一潜在国际货币成败的因素，制度惯性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但稳定依旧是重要因素，也因此比特币等缺乏价值锚的数字货币难以成为国际货币，但数字稳定币则真正构成了对现有货币体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