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复苏仍然受制于需求不足，信用扩张放缓的趋势仍在。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释放了“稳经济和稳楼市”的信号，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部委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市场普遍认为，宏观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向，进入了更加积极扩张的阶段。

 

回顾历史，我们在面对需求不足的挑战时，曾多次成功找到解决之道。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通过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有效打破了僵局，为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性政策，因为当时GDP规模相对较小，这一刺激规模占比相当高，对走出需求不足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2014—2015年期间，我国采取了多项拉动需求的措施，包括一年时间内十次降息、推进棚户区改造以及实施大规模的债务置换等。在这些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16—2017年经济出现了显著回升，成功打破了需求不足的局面。

 

当前面对再次出现的总需求不足问题，我们再次看到了加大财政和货币逆周期政策力度、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旧房改造、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等措施的推进。这些政策与2015年应对需求不足的“药方”相似，还包含其他新的内容。从当前的政策“组合拳”来看，应对需求不足所需的政策工具已基本齐备。当然，如果能在房地产企业重组方面作出进一步安排，将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总体而言，我们的政策“工具箱”是充足的。该有的“药方”都有了，接下来的重点是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进度，2025年经济形势值得期待。

 

保持宏观政策的实施力度是走出需求不足局面的关键。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保持广义财政支出强度，2025年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同时，推出足够规模的地方隐性债务置换计划。根据我们测算，2025年若要达到5%的合意经济增长（GDP平减指数为0），广义财政支出应较2024年增加2.6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合计需要通过新增债务等渠道筹集资金11.8万亿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样的广义支出强度，一是保持官方赤字率不变，继续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以及其他调入资金来补充收入缺口；二是提高官方赤字率，比如从3%提高到4%。在此基础上，为化解地方政府拖欠账款、债务置换以及房地产和银行体系注资等各类存量风险问题，还需要在未来增加5万亿—10万亿元的额外公共资金，但是两者应作出明确区分。同时，进一步明确公共资金参与房地产市场的规模和方式，其中尤其是要尽快明确用于支持保障房收购和土地回购的财政资金。

 

第二，继续落实“有力度的降息”，以降低真实利率水平，并适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降至政策利率水平以下。“有力度的降息”应以降低真实利率为重要目标。9月底的降息是一个起点，通过更大幅度的降低政策利率和更清晰的市场沟通，带动通胀预期和名义增速预期的回升，达到降低真实利率的目标。要想明显改善名义GDP增速预期，需要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4—5次降低政策利率，并通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LPR下降。

 

与此同时，应考虑尽快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融资利率至少下调至OMO政策利率以下。现有的18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一些是在较早之前就设立的，比如支农支小再贷款，也有一些是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设立的，比如支持碳减排和科技创新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在设立之初，其资金利率明显低于同期的短期政策利率，所以能够吸引银行使用。现阶段应至少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基准，尽快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融资利率降至7天逆回购利率以下，以更好发挥其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双重作用。

 

第三，稳定房地产行业，需要缓解房地产企业当前面临的现金流压力，为实现保交楼和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奠定必要基础。优化预收资金监管制度，对于已经完成交付任务的项目，应该尽快解冻资金，提高房地产企业的可支配现金流。采用更为积极的“一企一策”的方式，尽快建立一套规范和有效的司法和解流程。该流程可考虑由政府牵头，协调好房地产企业、购房者、供应商与施工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明确各方的责任与义务，确保重整方案的公平性与可行性。同时，考虑到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可以指导商业银行设置一定时间的利息免除期，以减轻企业短期内的现金流压力，使其能够集中资源进行经营调整、恢复和转型。

 

作者：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鹤、杜宇宸分别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