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季，全球央行似乎进入了“休假季”。自6月份以来，美联储、英国央行、澳大利亚联储和新西兰联储纷纷选择观望态度，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欧洲央行在打响降息第一枪后，也在7月份选择按兵不动。这一态势虽然符合此前市场预期，但是考虑到前期货币政策的预期差异和节奏差异，全球央行“降息潮”不同步、不均等的态势已经逐步显现。虽然各方仍然预计下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将下降，但各大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有所放缓，差异进一步扩大。

 

自年初以来，预期与现实差距最大的莫过于美国。今年年初，各方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持续升温，部分激进预测认为美国将在2024年降息6次、累计降息幅度150个基点。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劲和再通胀风险上升，市场关于美国的降息预期持续走低。

 

在6月份美联储更新预测后，各方预计美联储降息的节点可能进一步推后，且年内仅有一次幅度为25个基点的降息。分析认为，在当前核心通胀率和消费者支出持续下降、失业率温和上升的数据支撑下，美国经济正在大概率走向“软着陆”，美联储有可能在9月份开始从“限制性”转向“略微宽松”的限制性货币政策。

 

在大西洋彼岸，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策略出现了明显不同。从一系列表态来看，欧洲央行高层对于通胀预测和抗通胀成效正越来越有信心。在欧元区通胀数据波动幅度明显收窄的情况下，欧洲央行似乎不再担心货币贬值的潜在风险。即使欧元区工资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喜忧参半，欧洲央行也在6月份选择了降息。

 

然而，自欧洲央行首次降息后，政坛震荡波动给欧元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风险，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上升。受此影响，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欧洲央行选择了符合各方预期的不变政策，同时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势保持“中立态度”。这一没有任何前瞻指导的态势，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央行“不会预先承诺特定的利率路径”的姿态，将“继续遵循依赖数据和逐次会议的方式”决定利率水平。另一方面这一“完全开放”的态度也反映了欧洲央行对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在美国大选局势持续变化的情况下，欧洲央行面临的将是更为棘手的平衡和权衡，7月的“无动作”和后续动作的“开放性”无疑是最稳妥的政策指引基调。

 

相较而言，英国央行在降息的力度和节奏上更有紧迫感。各方预计，英格兰银行正在迈向8月份首次降息的进程之中。在上次议息会议上，货币政策委员会9人成员中的7人投票决定维持利率水平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过去几个月英国服务业通胀超预期的影响。然而，早在5月份，即使当时的通胀数据仍超预期，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就曾表示，央行降息速度可能快于当时市场预期。因此，部分机构预期英国央行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实现2次降息，同时不排除3次降息的可能。

 

与此同时，各方预计政治因素虽然对欧元区影响突出，但英国大选对央行货币政策走向的影响有限。近期，新任财政大臣蕾切尔·里夫斯承诺将对英国公共财政进行全面审查，部分机构担忧工党政府可能在秋季预算中推出比竞选期间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然而，多数机构认为，当前英国财政税收或支出方面的改革不会影响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决策。

 

日本央行近期越来越频繁和公开地表达日元疲弱对通胀潜在影响的担忧。近期，日本央行在释放经济正进入良性循环的信号。因此，各方预计当前是日本央行加速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最佳时机，但日本央行大概率不会同时提高政策利率和推进量化紧缩政策。

 

从上述态势来看，当前各国央行下调利率的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但各方调整的节奏和力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这一态势的背后是全球通胀趋势的变化。无疑，全球通胀正在从此前几年的高位回落，但是其短期回落的速度正在放缓，同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存在严重的波动。各方预计，受服务业价格黏性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发达经济体2024年通胀的顽固性仍然明显。因此，多数发达经济体央行将谨慎处理降息节奏。展望2025年，各方预计伴随劳动力市场的降温和能源价格的预期下降，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将逐步恢复至目标水平附近，支撑各大央行持续降息。

 

然而，预期的降息潮也并非必然会发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表示，通胀超预期上行的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国际贸易体系遭受冲击、地缘紧张局势扰动全球产供链等潜在风险，可能会导致商品价格上升，进而增加通胀短期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服务业价格高企的问题。部分机构担忧，当前名义工资增长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通胀预期的影响，这也反映了西方经济体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态势。这表明西方国家服务业通胀的黏性在加剧，也意味着去通胀进程面临更大的压力，降息进程可能遭受更大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节奏的分化和放缓正在推升全球金融系统出现不稳定的风险。一方面，部分机构担忧，如果发达经济体短期出现再通胀风险，更长时段、更高水平的利率环境会大幅增加西方经济体财政债务压力并衍生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各国货币政策的分化和基准利差的持续可能导致强势美元再度来袭，并扰乱国际资本流动，制约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这无疑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