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4%，M_2同比增长7%，均高于名义GDP增速；5月份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67%，处于较低水平；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7万亿元，约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15%，聚焦支持小微企业、绿色转型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有力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在第十五届陆家嘴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回顾货币政策及成效时，强调货币政策立场是支持性的。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位降温，但仍有较强的黏性。欧洲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降息，另外一些央行还在观察，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也会降息，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金融支持。”潘功胜表示，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潘功胜强调，在调控中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央行权衡长短期目标的最主要体现是坚持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应对短期冲击，金融总量指标增速快于名义经济增速，融资成本显著下降，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同时，政策出台及操作也留有余地，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货币政策力度才能逐步回归，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等中长期目标持续推进。

 

围绕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央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把握好力度和节奏，是综合考虑稳增长与防风险后的选择。总量上努力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保持货币信贷与实际需求匹配，同时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价格上引导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同时也要实现银行自身稳健经营，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引导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结构上引导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同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由银行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并自担风险。

 

对于统筹内部与外部均衡，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货币政策首先立足国内发展。在政策周期错位下，我国货币政策顶住了外部政策收紧压力，降准降息创造宽松环境，支持扩大了国内有效需求。发达经济体前些年长期实行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政策，近年来为解决高通胀问题又快速大幅加息；我国一直坚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既保持对实体经济足够支持，又避免大放大收，不会对经济金融稳健运行带来冲击。

 

 

在陆家嘴论坛上，潘功胜还分享了对未来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思考。他提到，为了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需要关注和调控一些中间变量，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多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而我国采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并行的办法。

 

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以价格型为主转型，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志。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美、欧、日央行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都曾出现过金融脱媒加速，数量目标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下降的过程，并逐步淡化数量中介目标，转向价格型调控。近期，金融总量数据受“挤水分”、理财分流等多重因素影响阶段性下行，可能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进入转型时刻，要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作用。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建立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总体上能够比较顺畅地传导。”潘功胜说，但也有一些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央行政策利率的品种还比较多，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利率关系也比较复杂。未来可考虑明确以央行的某个短期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目前来看，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了这个功能。其他期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可淡化政策利率的色彩，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同时，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针对部分报价利率显著偏离实际最优惠客户利率的问题，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真实反映贷款市场利率水平。

 

调控短端利率时，央行通常还会用利率走廊工具作为辅助，把货币市场利率“框”在一定的区间。目前，我国的利率走廊已初步成形，上廊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廊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总体上宽度比较大。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

 

不过，这也伴随着一定权衡，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合意区间不是特别明晰，心中不是非常托底。业内人士认为，下一阶段，随着金融总量目标淡化，价格型调控将在货币政策实施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适当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向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是很有必要的。

 

“从近段时间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看，市场利率已经能够围绕政策利率中枢平稳运行，波动区间明显收窄。如果未来考虑更大程度发挥利率调控作用，需要也有条件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让市场心里更托底。”潘功胜说，除了需要明确主要政策利率以外，可能还需要配合适度收窄利率走廊的宽度。

 

 

6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区域中心正式启动。上海中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设立的区域中心之一，旨在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交流与合作，为区域内经济体提供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支持，维护全球和区域金融稳定。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积极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补短板，金融外汇领域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举措在上海率先落地。”国家外汇局局长朱鹤新在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金融机构和资本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大幅增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坚定不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迈向更高能级，也希望上海的探索能够为全局积累更多经验。”朱鹤新表示，将加强四方面工作。

 

首先，提升资本项目开放质量，为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修订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将进一步简化和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管理，支持壮大耐心资本；支持境内机构开展跨境投资，近期已向53家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发放额度合计22.7亿美元，着力满足居民境外投资合理需求。此外，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业务等方面的工作也将持续推进。

 

其次，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强对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支持。具体来看，就是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强化外汇服务，促进跨境贸易投资外汇便利化，增强经营主体获得外汇服务的便利度、满足感，更好支持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联动建设。拓展科创企业跨境融资，更好服务跨境资本进入退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再次，充分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推进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高层次协同开放。鼓励上海依托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与尽职免责等政策，探索“越诚信、越便利”的外汇管理模式，有序将上海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复制推广。

 

最后，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上海金融资源集聚和辐射的连续性、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深入参与国际金融协调合作和全球金融治理，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