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宏观调控难度的上升和传统政策效果的减弱，继而促使政策思路发生转变，由“增量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并重”，从存量中挖掘增量。

 

一是财政政策，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地方政府曾经依靠大量土地出让收入和债务融资来进行基建投资和城市建设，然而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求严控新增债务，地方财政紧平衡和收支矛盾加剧，制约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能力。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政府债务和基建投资形成了大量的存量资产，为降低政府债务风险以及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腾挪空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权交易、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兼并重组等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用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

 

二是货币政策，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当前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超240万亿元，是每年增量的10倍左右，存量资金低效占用会带来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迟迟无法出清、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下降和风险上升、挤占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等问题。政策举措上，盘活低效存量贷款、转移给高效主体使用，加大不良贷款核销、促进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良性替代银行贷款等，虽然会在数据上压低信贷增速，但能显著提升货币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轮地产放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显著弱于前几轮。当前改善性需求总体好于刚性需求，购房意愿和支付能力更强，一线城市“认房不认贷”、地方政府出让优质地块、放松容积率等限制条件，有效调动了改善性需求群体的积极性。此外，城中村改造有助于促进房地产投资，若采取货币化安置方式，也能增加购房需求。

 

四是需求政策，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产能利用率较低、企业盈利预期偏弱导致制造业投资动力不足，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稳、房地产销售低迷导致汽车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不振。此外，受企业杠杆率较高、耐用消费品市场渗透率和家庭保有量较高等因素影响，传统刺激政策的作用较为有限。然而从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和居民的存量设备具有很大的更新换代空间，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废旧资源得到循环利用，既利当前、更利长远。

 

来源：粤开志恒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