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财政货币部门显然不是单纯的宏观调控部门，金融体系也不是完全市场化体系，具有鲜明的准财政特征。

 

（一）中国金融体系的准财政特征

 

我国有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管理，存在一定的市场分割，债券市场尤其严重。我国坚持产融分离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下的严格牌照管理，形成事实上的“俱乐部”式的有限开放格局。金融体系以国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直接融资强调分散竞争和自由决策，间接融资强调集中统一和共同利益。在金融领域，债券市场分割最为明显。具体来看，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分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证监会和央行三个部门管理。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已经将企业债发行审核职责划入证监会负责，有利于统一企业债和公司债发行标准，但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仍属央行管理，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对应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制约了债券市场的统一。

 

以政府信用、物的信用等外部信任为主支撑金融体系运行。金融的本质是基于“信任”的合作。我国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仍是以政府和物的信用为主。我国金融发展充分借助了政府信用运行，具有政策性和鲜明的“准财政”特征。

 

金融承担了较多政策任务。近些年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快速膨胀，商业性金融机构也承担了较多政策任务。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国家和地方的政府引导和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被创设出来并被广泛应用。

 

高度约束风险事件。我国不太重视市场出清，注重防止价格过度波动和机构破产退出。金融风险处置更重视托管重组等相对平稳有效的方式，政府、市场和机构共同承担风险成本。

 

（二）我国财政金融的超级联系和不断统筹协调

 

经济运行建构主义兼具演化色彩。我国既重视顶层设计也重视基层经验，既有问题导向也有目标导向，在“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相结合中推进改革发展。

 

发展规划导向下的财政货币协调。发展规划是蓝图，确定我们将做什么。财政和货币是两个“钱袋子”，是实现蓝图的资金来源，既是需求侧逆周期管理工具，也需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工程，“资金跟着项目走”，完成政策性目标。

 

政策传导是政策体系的优化调整，不断重复重要而复杂的政策协调。如果我们能跳出西方黑箱式分析方法，不再假设微观主体是独立的、利益导向的行为主体，而是穿透金融机构和企业回归行为分析，会发现我国的宏观政策调整有完全不同的传导机理。我国的政策传导，不仅是市场行为的适应性调整，而且是涉及政府管理的政策体系的优化调整，不仅是市场分析，而且更是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市场与政府及政府不同部门间的政策博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