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上强化财政和货币金融协调尤为重要，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需在功能定位和职责分工、政策上的协调配合以及微观机制和工作层面的沟通协调等方面推进。

 

财政和货币金融都是在资金上以各自标准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财政货币协调配合的关键是日常工作中“不变”和“隐”的部分，包括功能定位和职责分工，也包括宏观政策框架。强化协调需要“以无驭有”“守黑用白”。与此同时，还需要开拓市场、积累资源，搭建平台、形成机制，并加强工作层面上的沟通、合作和制衡。

 

 

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框架，在实践中侧重点不断演变。大萧条期间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后，1930-1960年代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开展宏观调控，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也使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稳定的外部目标，实际执行的职能以金融稳定和积极配合财政政策为主。初期效果较好，但最终出现了滞胀，政策面临困境，发生了理性预期革命，实践了供给经济学，货币政策也从固定汇率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开始采取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工具，财政回到周期平衡。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不得不借助量化宽松等超常规货币政策框架调控。疫情期间又重启了大幅度的财政赤字政策，并开始重视重新培育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结构性改革，重新回到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再定位上。

 

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和货币通过职能定位、政策协调以及资金、市场和股权等有形层面相互交融。具体而言，通过以下渠道相互联系。

 

资金市场的重要影响主体。政府行为影响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政府债券是央行操作的重要标的。财政四本账的金额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40%左右，上收下解都要通过金融系统。国库现金管理将财政与央行、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国债是金融市场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抵押品，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定价基准。

 

共同构筑国家安全网。货币当局是最后贷款人，为市场注入最后流动性。存款保险等风险基金和财政当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应对偿付能力风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负债表风险界限模糊，考虑到货币金融系统的垂直领导和财政的条块分割，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方面需要更为密切和复杂的合作。

 

通过铸币税与国有金融机构的股权相互联系。铸币税是指货币发行者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利润。在央行和商业银行二级货币发行体系下，表现为金融系统资产与负债无风险利差的累积额，铸币税收入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享。在信贷配给环境中，获得信贷的企业也享有铸币税收入。当货币持有范围超过本国居民时，还存在铸币税收入的跨国创造与分配。铸币税通过央行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利润上缴纳入财政盘子统筹。财政是国有金融机构的最终所有者，除了拥有分红权外，还有重大事项管理的权利和吸收最终风险的责任。

 

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业务。政策性金融是介于财政和商业性金融中间的金融形式，可以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包括四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融资担保体系）或者政策性金融业务形式呈现，受财政和货币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