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适度上调经济增长目标，并追加相匹配的政策举措。建议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作为全年宏观调控的底线目标而非基准目标，以此确立下半年的宏观政策定位。为使中国经济回到健康运行区间，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创新。从地方转向中央，从存量转向增量，从投资转向消费与投资同时发力，特别是要提前规划超常规政策以防范局部经济下行突破底线的风险。

 

第二，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五项政策和八项重点工作，应尽快出台更明确更有力的操作方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市场期待。在内需没有恢复到疫前水平或正常水平前，刺激经济的政策都是有效的。将政策的核心从经济主体简单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阶段向全面提高企业订单和市场需求阶段。供给端扶持政策必须让位于需求端刺激政策，加快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通过促进供需平衡来恢复市场的循环。对生产者的资金救助应当转向订单扶持和政府采购，对于生产者扶持应当转向消费者补贴。

 

积极政策应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外相关经验表明，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有目标更加精准和时滞较短的特征。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扩张性财政政策应以中央政府为主，以地方政府为辅。中央政府无论是在解决资金-项目错配方面还是应对杠杆率上升和防范债务风险方面，甚至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都更有可操作性。扩张性财政政策应以实施“补贴性”政策为主，辅以减免税费政策。财政补贴应该以直接补贴家庭为主，以补贴企业为辅。不妨通过各种财政和金融优惠手段对家庭部门进行直接补贴。补贴要具备一定的力度和持续性，能够在稳定公众预期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着力疏通宏观经济循环堵点。利用财政扩张资金，出台“3万亿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以保障基本民生、重振市场需求。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同时适度弱化财政收入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市场主体的负担。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扩容，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积极优化个税改革方案，减少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针对2023年收入波动风险，做好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补贴预案；制定对中产阶层消费启动战略。

 

第四，进一步挖掘减税降费空间。财政支出结构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当前应该积极调整财政支出，释放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的压力。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动态评估和清理部分涉企财政补贴，这些补贴消耗了巨额财政资源。妥善分解财政和社保基金的减收压力。合理、周密地在央地间分解减税降费的工作任务和减收压力，积极探索增加社保基金收入的途径(如国有资产划拨)。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实施迄今已逾10年，25%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已经不具有优势。特别是跟我国周边国家相比，现行企业所得税率更是显得过高。为了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建议主动适应国际减税大趋势，进一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放宽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规定，缩短折旧年限。可以考虑扩大设备器具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的适用范围，降低我国企业有效边际税率。免征小微企业所得税。可考虑完全免征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将减轻企业税负进一步落到实处，还可以起到对小微企业的“放水养鱼”、培育税源、促进就业的效果。进一步清理各类涉企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构建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长效机制，落实税收和收费法定原则，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等。

 

第五，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避免松紧摇摆的取向，低利率政策依然是市场复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实际贷款利率的下降仍是稳投资的一个关键。保持M2增速平稳上行，为预防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预留空间。当前CPI、PPI、GDP平减指数涨幅的显著回落，企业效益和市场预期的恶化，预示着短期内通胀压力减小、通缩风险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应该减少对通胀的过度顾虑，年末再根据价格形势变化调整货币政策定位。关注货币投放方式变化对于货币传导的冲击，2023年可以逐步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完成货币投放。宽松货币政策定位应当在数量型工具盯住流动性的基础上，以价格工具为主导。央行应通过适度“降准”和大幅降低MLF利率，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价加点进行有效对冲。全面扭转市场悲观预期，就必须打破以往传统的“小步微调”调控节奏，避免金融环境的收紧快于市场预期是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核心要点。将宽松的力度提升到一定水平，而不能采取事后追加的模式，失去引导预期的作用。一旦中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效率也将随着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从而带来巨额的调整成本。稳健货币政策的工具箱需要扩张。常规政策工具难以应对目前的格局。非常规货币政策需要进行前瞻研究，如未来出现形势恶化的极端情形，中国的政策篮子并不拒绝采取非常规宏观政策。

 

第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需要与逆周期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宽松货币政策必须辅之于“市场秩序建设”。“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必须对于局部环节的金融问题和金融风险的暴露有一定的容忍度。局部风险的集中暴露有利于我们形成有效的改革路径，否则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结构以及各种潜在的风险无法暴露。宏观审慎监管必须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监管向一些结构性因素监管倾斜。在高债务环境中，不仅要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对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存量调整是增量调整的基础，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适度强监管”依然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宝。

 

第七，坚持稳增长与防风险相统一。一是加大扩张性政策力度，运用结构性政策加强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呵护。当前市场信心的稳定已成为扭转预期转弱、减缓需求收缩的关键，宏观政策操作应慎重出台具有收缩信号或收缩效应的相关政策，尤其需要运用好结构性政策加大对受冲击的微观主体的呵护。在财政政策方面，建议将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一次性延长至2024年年底。二是谨慎处理房地产行业等重大风险。应首先稳定相关方，包括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上下游合作企业以及消费者对于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避免集中刺破房地产泡沫从而导致风险集中爆发。针对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建议进一步适当增加开发贷及按揭贷款的额度，针对住房消费的真实需求，适度保护或鼓励住房消费，通过增加供给等手段将房地产价格引导至合理区间。

 

第八，把握信心提振的窗口期，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险，而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必须旗帜鲜明地稳定内需，坚定不移地推出一系列稳内需政策，引导市场主体形成一致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复苏轨道。新一轮的信心构建必须从今年年中开始全面启动，应对需求紧缩效应的进一步显化。高度重视大规模隐性失业和收入下滑引发预期恶化问题，加快推出以补贴家庭、保障民生为起点，以刺激消费、提升市场需求为中介，最终既保企业、又稳就业为结果的“规模性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计划”。

 

第九，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建立非常规政策储备并根据需要及时使用。发行1.5万亿元1年期数字人民币，按照1000元/人标准全民发放，用以保民生、促消费、稳增长。发行政策性专项建设基金，改变专项债在使用上面临的各种约束，适度创新新的基建融资工具。扩大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的力度和覆盖范围，对于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进行扶持，以达到数量和价格双重定向宽松。PSL的准财政性质主要体现在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向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能够和再贷款工具一样保障重点领域信贷投放。PSL新增资金可以重点支持新基建、新型产业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项目。参考2019年情况，有新增的月份数为6个月，新增2670亿元;若下半年再次放量，即便比照2019年的低水平，也能有2000亿以上的增量空间。

 

第十，民生政策要托底。一是对受到需求不足持续冲击可能诱发失业风险的局部行业、局部地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或引导措施；二是对近期面临较大困难的行业要研究专门的解决办法，结合产业政策、消费政策、税收政策等进行；三是重视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面临的经营困境，从多个维度为企业减负，扶持政策应结合就业目标进行；四是放宽对地摊经济、夜间经济的限制，扩大灵活就业的生存空间；五是通过就业补贴等工具引导企业的用工行为，同时更加注重对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引导。

 

第十一，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国核心利益是谋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战略空间，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在于能否促进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力度，这二者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决定中国产业链安全和优势维持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中国自己内部，不会在根本上被全球化逆流所发起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策略所动摇或遏制。超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简单二分法，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协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视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落地，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来源：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3年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