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虽然经历过较长时间的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有了长足进展，但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结构升级和内外部环境变化，仍有较为广阔的投资增长空间。据估算，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发达国家的20%～30%。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然要求通过持续投资来提升人均资本存量。同时，我国经济正经历城市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等重大结构转型，需要投资来保障转型成功。我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等一系列挑战，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也需要以投资作为支撑。

 

　　（一）围绕补短板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约为65%。根据相关国际经验，在城镇化率达到70%以前仍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我国传统基础设施网络虽然已基本成形，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薄弱环节，影响系统效率和服务水平，需要扩大投资尽快补短板、强弱项。要进一步提升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外部的交通连接性，提升综合交通网络效率，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奠定基础。202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路网密度为7.07公里/平方公里，明显低于发达国家15～30公里/平方公里的水平。目前我国各类具有市域（郊）铁路功能定位和技术标准的线路仅仅1100公里左右，而美国2018年都市圈市域（郊）铁路达到12722公里，我国不及其1/10。作为城镇化重要载体的县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空间。乡村振兴也能带来可观的基础设施需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尽快补齐公共卫生等社会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我国城市建设的“面子”和“里子”还不协调，“十三五”时期地下设施投资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仅为15.7%。要加快地下综合管廊等地下设施的建设，筑牢城市发展的“里子”。2022年夏季创气象纪录的高温、干旱再次提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在显现，必须加强对水利、可再生能源等设施的投资，提升抗极端天气的设施水平，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应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加强商贸流通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促消费。

 

　　（二）围绕数字化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疫情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占比达到39.8%，比疫情前的2019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同时还是国际竞争的焦点，关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新优势培育和在国际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推进5G、人工智能、大数据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布局，支持“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加强数字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形成“智慧+”系列，支撑产业数字化。近期应加强充电桩等建设，配合促进电动汽车等新消费增长点的发展。加强各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创新驱动战略实施。

 

　　（三）围绕强链、补链、创链推进产业和硬科技投资

 

　　2022年以来，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出台“芯片法案”、扩大关键设备零部件和软件断供范围等行为加大了对我国技术封锁、围堵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脱钩”力度。要实现更加高效、安全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提升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形成更加自主可控的强大产业链，进一步减少“卡脖子”领域和环节。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巩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竞争优势，尽力拉长产业链长板，防范外部对我国依赖降低的“脱钩”风险。同时，要瞄准断链制裁封锁风险高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或实现产品升级换代，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强链、补链的同时，还要加大前沿核心硬科技的投入，创造能够在全球领跑的新产业链，占领21世纪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四）围绕满足合理需求稳定房地产投资

 

　　受人口、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房地产业正经历阶段性变化，叠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以来房地产业下行趋势明显，投资、销售、新开工等指标均出现负增长。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4%，已经连续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持续扩大。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即便过了高增长阶段，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国民经济主要产业的地位，对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从长期趋势看，还是从现实需求看，我国房地产业也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下一步，要加快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保障房、租赁房建设，切实解决新市民的住房问题。进一步优化住房政策体系，支持通过房地产市场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城市适老化改革力度，增加养老设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配合人口政策调整，增加抚幼服务设施，为儿童成长创造更为健康的环境。加大城市更新力度，加快城市老化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管道的更新改造，提高城市整体安全性和居住品质。

 

　　来源：债券杂志 作者：孙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