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2022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为关键的一年，要创造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因此，2022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成为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对本报记者说，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和不确定，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隐患，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等领域面临新的困难，需要高度重视和警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判断非常重要。面对压力，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具有许多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正确认识和把握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专心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始终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今年我的提案就重点关注了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比如如何创造更加浓郁的鲜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环境问题、我国数字经济如何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如何从制度系统集成创新角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问题。”张占斌进一步对记者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2021年我国GDP已超过11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GDP水平，这表明我国综合国力、生产力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但是也应认识到，我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阶段，经济目标和政策要充分考虑这一关键时期可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区域发展差异导致的区域“跨越”难度差别。

 

“展望2022年，要充分认识经济发展的条件：疫情反复不仅是影响短期，甚至是影响中长期发展的一个因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依然严峻，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内经济面临内需增长不够旺盛、市场主体对增长前景的预期趋于谨慎等压力。”钟茂初认为，最根本的抓手是保就业、保市场主体，财政金融政策要在这两个方面予以适当支持。

 

 

2022年稳增长到底如何稳？哪些政策值得关注？张占斌表示，2022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更好地协调联动，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跟进，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更有效动能。

 

具体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提升效能，更要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预计2022年财政政策将持续发力，支出进度也将提速。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求“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示着2022年货币流动性将比2021年相对宽松一些，努力稳住并提振经济，特别是对房地产调控要保持力度和节奏，把握好火候。另外，要求“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将成为支撑经济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还要激发内需潜力和市场活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提振消费信心，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对本报记者表示，2022年财政政策要统筹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加大结构性调控，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一要做好财政收支的跨周期平衡，为应对经济下行储备充足财力；二要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平衡机制；三要扩大专项债的投资范围，推进专项债发行与投资的市场化；四要加大专项债与地方一般债、国开行政策性贷款之间的协同；五要将民生性支出效率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六要继续完善直达基层的财政工具，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七要加快构建跨区域的财政平衡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突破都表明：改革是我国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家发改委近日明确表示，2022年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更加注重抓稳增长的改革。

 

钟茂初指出，2022年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可从多个方面着力：一是通过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项目促进投资带动作用；二是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稳步推进相关产业和产业技术更替、转型；三是疫情导致的民众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转变，形成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可望成长为新的增长点，以有效替代因疫情而逐步衰退的产业和业态。国家政策要推动新业态的稳定发展、稳步发展，同时也要防范短时间爆发性增长业态的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四是我国近年来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科技成就、重大技术突破，要寻求其民用化、产业化发展路径；五是各地的乡村振兴，要有因地制宜的中期发展规划和努力方向，以寻求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和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张占斌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盘活生产要素、激发创新动力，而这样的提高关键是靠要素配置效率的市场化改革开放。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制度性的市场化改革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