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海外经济整体仍处于从疫情走向复苏的阶段，其开放经济的节奏、经济复苏的节奏、政策正常化的节奏，均可能进一步提速。这将使海外经济和政策对中国的外溢效应产生一系列新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错位”：在疫情防控上出现“开放差”，在经济增长上出现“周期差”，在货币政策上呈现“松紧差”。

 

首先，新冠疫情的演化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能不能从“动态清零”转向“流感化”处理，中国最优的策略还是等待发达国家“先行先试”。而病毒变异的方向是传播能力越来越强，这就会导致中国防疫的经济成本进一步提升，与海外经济体之间产生“开放差”，需要更好处理稳增长与控疫情之间的关系。

 

其次，2022年中美经济复苏周期出现错位。IMF最新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6％，略低于2020年1月疫情前预测的5.8％；但同期美国经济增速达5.2％，显著高于疫情前2％左右的“正常”水平。原因可能在于：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刺激不仅较快弥补了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可能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需要注意，2022年中国出口靓丽表现的延续或将面临挑战。2022年一季度，海外新冠疫情蔓延仍有利于中国出口高景气的保持。但全年来看，仍需密切关注中国出口景气衰退的风险。除了美国经济外溢效应的弱化，目前还观察到三个方面的不利迹象：新冠疫情下严重的供应链瓶颈问题，使得发达国家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稳定问题，“逆全球化”的进程或有提速；2021年7~9月份，中国出口市场份额优势已显著收窄，全球已愈发适应了与疫情共存，生产能力已有显著修复的迹象；扣除价格因素，2021年7月以来，中国出口量增长已显著下滑，出口增速中约有一半是价格因素贡献的。即便不考虑价格因素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见顶而减弱，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也已出现减弱迹象。

 

再次，本轮美联储紧缩周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风险。2022年，中美复苏周期错位决定了货币政策错位：美国趋紧、中国趋松。但中国货币政策仍有空间“以我为主”地支持国内稳增长。一方面，目前的中美利差仍能提供足够的“护城河”；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可以更有弹性。未来若人民币在美元阶段性走强时“顺势”贬值，既可以释放国内流动性宽松的压力，也可以对冲中国出口景气下行的风险，还有益于释放“稳增长”的政策信号继而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三个错位”之外，居民消费恢复将面临中长期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偿债负担继续压制居民消费能力；二是2022年可能同时出现稳就业压力上升和退休潮来临，拖累边际消费倾向；三是2021年12月至今国内多地出现本土局部疫情，2022年国内疫情仍有多点散发的可能。

 

此外，当前，民营企业短板突出，从增收不增利向需求下滑过渡，预期仍在恶化。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回落，2021年民营企业“增收不增利”问题将得到缓解，但2022年终端需求孱弱成为民企的主要压力来源，民营企业经营预期呈现恶化。从制造业PMI来看，2021年12月小型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下挫至47.9，降至荣枯线以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形。

 

应对以上风险挑战，2022年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需要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上有所作为，避免经济进入“总需求收缩——居民消费能力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需求进一步收缩”的下滑惯性之中。前期出台的收缩性政策也需要适度调整，着眼于稳经济的发展大局，新老经济须实现平稳过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也应当并重。

 

（钟正生为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张璐为平安证券研究所资深宏观分析师）

 

 

本文发于2022.1.24总第1030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