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各国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疫后全球经济超预期复苏，国际金融体系表现稳健，融资环境显著放松。但“吃药总有副作用”，放松融资环境加快了全球杠杆的累积，加上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收紧步伐加速，但疫情演变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未来经济下行风险。在抗疫能力分化、复苏分化、政策收紧分化和债务处置能力分化的大背景下，2022年全球债务前景，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债务风险或将显著提升。

 

一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债务累积已创纪录。早在2019年12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债务浪潮》（Global Waves of Debt）报告中就指出，近10年来EMDEs债务“惊人的”激增，是“过去50年来新兴经济体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基础最广泛的”（见图24）。新冠肺炎疫情让EMDEs的债务危机进一步“雪上加霜”，2020年EMDEs仅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就大幅提高近6个百分点，且IMF预计未来5年上述占比还将继续提高。以史为鉴，全球前三次债务浪潮都以金融危机告终, 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轮全球债务浪潮最终以什么方式落幕，暂时还不得而知，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我们面对的风险无疑已越来越大。

 

二是发达经济体货币收紧提速，将带动EMDEs利率加速上行，进一步加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负担和资本外流压力。疫后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较快，加上全球通胀水平持续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收紧明显提速。如受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困扰，英国已率先加息，美联储12月份议息会议宣布，将于2022年1月份加快缩减购债步伐，预计其结束QE时间将提前至2022年3月份左右，且会议点阵图显示，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3次，2023年将继续加息3次。此外，根据历史经验，美国核心PCE触及2%是美联储加息的重要信号指标，虽然去年美联储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新框架，表明其对通胀的容忍度有所提升，但目前美国核心PCE已升至4%以上，接近1980年代高通胀时期的水平，也意味着美国加息已成定局。

 

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融资环境面临急剧收紧风险，其债务负担和资本外流压力明显增加。一方面，受通胀上行和货币贬值压力的影响，2021年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央行已经多次提高政策利率，未来若发达经济体货币收紧大幅提速，EMDEs利率大概率还会加快上行，大幅推升各国债务融资成本和还本付息压力。如根据IMF（2021年10月）的测算，未来几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利率将持续上升。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融资环境的改善，部分受益于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宽松，当外部融资环境收紧时，国际银行信贷流动将明显放缓，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或显著提升。如IMF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增速均已转负。

 

三是疫情未退叠加政策收紧，EMDES经济前景堪忧，部分国家或陷入债务困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利率提升，若有强劲的经济复苏做支撑，本身并不会带来太大的风险。但受疫苗获取能力和政策支持力度有限的影响，IMF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产出缺口将一直持续到2024年，加上未来疫情演进的不确定性和政策提前退出将对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前景或整体堪忧。这意味着未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收入下降和公共部门债务负担加重的双重冲击，其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将遭遇严峻挑战，特别是部分低收入国家或陷入债务困境。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LIC-DSA），当前56%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外债已处于高风险状态，其中12%的国家甚至已经陷入债务困境。

 

此外，疫后发达经济体股市、楼市等风险资产价格明显脱节或背离于经济基本面，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调整，还可能会引发资产价格波动，并通过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溢出影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未来需高度警惕系列风险的发生和由此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作者：财信研究院 宏观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