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1年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受局部疫情汛情影响出现小幅波动，国民经济数据触及年内低点，第三季度宏观经济修复边际速度为2020年下半年全国新冠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生产生活开始复苏以来的新低。总体来看，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后文简称“GDP”）按去年同期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9%。与2019年第三季度可比5.9%的两年等值增长速度情形相比，我国2021年第三季度生产总值规模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98%左右 ，较第二季度小幅下滑了1个百分点。就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恢复情况而言，在2020年第三季度以 6%的速度迅速修复后，2021年第三季度增长速度仅有3.6%，按照相同的测算方法第二产业增加值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100%左右，较2019第三季度可比4.5%的两年等值增长速度情形基本持平，但较2021年第二季度下滑了3个百分点；就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恢复情况而言，在2020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3%后，2021年第二季度录得5.4%的增长，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支撑，按照相同的测算方法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95%左右，同样较第二季度的恢复程度小幅下滑了1个百分点。

 

　　2021年第三季度，全社会总需求受短期与中期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分化趋势，消费需求出现短期因素冲击下的明显波动，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小幅下行但仍延续对经济复苏的主要支撑作用。我国工业生产恢复秩序受到了短期疫情汛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限电限产政策的一定冲击。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总体价格水平结构性特征持续增强，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价格水平走势明显分化，最终消费领域的总体价格水平在猪肉价格持续走低与服务品、消费品价格下行推动下持续回落，中间生产领域的总体价格水平则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增长的推动下再创新高，产业链上下游间相对价格调整边际速度差距持续今年以来的扩大趋势。

 

　　2021年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明显下行，除价格指数以外，其他经济景气领先指数与一致指数普遍于6月见顶回落，跌下100基线，显示出我国宏观经济恢复速度已触顶回落；但各指标领先指数与一致指数8月较7月的边际下行速度有所放缓，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具有一定韧性。

 

　　2021年第三季度局部疫情出现明显反复。7月至8月，南京疫情扩散至全国多地区，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每日新增最高达143人，与2021年1月局部疫情时期最高每日新增144人水平基本持平，且当日截止接受医学观察人数最高达50808人，显著高于2021年1月时期的最高水平39429人，说明第三季度局部疫情扩散范围明显超过第一季度疫情，对全国经济复苏秩序的冲击也更为深远。9月，福建出现小规模境外输入病例导致的疫情，但由于吸取南京疫情经验，应对速度相对迅速，截止2021年9月底累计确诊病例低于江苏累计确诊病例，对经济的短期扰动应当较小。汛情方面，河南省内受灾十分严重，对当地经济复苏的冲击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二、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2021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课题组利用国际最流行的宏观经济预测方法——即时预报（Nowcasting），根据中国2011年7月-2021年9月的24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月度和季度混频数据[1]，得到GDP季度增速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增速预测结果。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2021年四季度的名义GDP同比增速达到12.61%，但随后的四季度的名义GDP同比增速逐渐回落至10%左右，分别为12.17%，全年名义GDP同比增速为14.63%。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国2021年四季度的实际GDP 同比增速为：4.64%，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长8.04%。扣除2020年低基数因素的影响，我国2021年四季度的实际GDP平均增速可能为：5.57%，全年同比增长5.26%。全年增速预测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8%相一致。这个速度不仅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也高于主要经济体的增速，说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三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出来前，课题组对二季度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值为5.05%，扣除疫情因素的影响，两年平均增速为4.92%，而三季度实际增速为4.9%，两年平均增速为4.9%，也就是说，三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要低于课题组的预期。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衰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三、2021年三季度热点问题

 

　　（一）限电限产对生产段产生负面影响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个省份出现“电荒”。在电力供应紧张背景下，全国多个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现象，导致企业停产、限产及居民用电限制，对能源、制造业生产部门上下游产业链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课题组从电力供应、需求角度分析拉闸限电的深层次原因，并采用国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量化测算限电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相关行业部门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

 

　　煤炭价格飙升和限电限产事件将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将使得我国实际GDP因此蒙受小幅损失。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煤炭价格飙升及限电限产事件均导致了电价上涨，由于电力在我国居民和企业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电价上涨显著地拉高了国内的综合价格水平，拉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了消费、削减了我国货物出口的竞争力。

 

　　模型模拟给出的是在煤炭价格飙升和供电效率下降的情景下，发电行业，尤其是煤电行业，在面临原料价格上涨的条件下，所产出电价在理论上的均衡价格。然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由于发电行业、输配电行业特殊的战略地位，以及电力对于我国居民企业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的电价并不会发生如此大幅度的波动。因此，模型中的价格传导机制放大了限电限产对经济的损害，实际经济可能不会因为价格波动而遭受如此剧烈的负面影响。然而，模型的模拟结果也切实反应了发电行业、尤其是火电行业在原料价格飙升、产出电价不变的条件下，所面临的严峻的成本压力和效益难题。

 

　　总体来说，此次限电限产背后叠加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电力供应端煤炭价格高企导致的电力部门成本增加，煤电厂库存持续走低，电价限制政策进一步导致电力企业出现亏损，煤电价格倒挂，电力供应缺口扩大；另一方面，经济复苏大大刺激了中下游企业用电需求，但部分省份地区由于上半年能耗双控任务不达标，对部分高能耗企业采取限产措施，确保完成地区年度能耗双控目标任务，从需求端抑制了用电需求，但也对生产及供应链环节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本轮限电限产举措反映出我国电力部门和能源转型的结构性问题。短期来看，上游原料价格上涨直接冲击了电力生产部门，煤电价格倒置使得电力企业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导致电力供需节奏被打乱，供需矛盾加剧。长期来看，本轮限电暴露了我国能源结构性改革以及实行“双碳”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能源生产安全和工业生产的稳定性问题。此次模拟结果从宏观经济和行业部门冲击两方面入手，量化了限电政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对我国完善煤电市场机制以及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参考意见。

 

　　总之，9月中下旬，“限电限产”和“拉闸限电”措施分别在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北地区实施，并初现向全国范围蔓延之势，对我国工业生产产生巨大冲击。总体来看，第三季度逐渐扩散蔓延的“限电”政策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电力供应短缺，深层原因是：一是由于我国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具备“远期合约”特征，今年电煤价格持续走高严重挤压了发电企业的利润空间，发电企业通过限产维持企业经营效益；二是，在电力供给制约下，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用电政府指导价格持续下行使得售电企业无法通过“交叉补贴”维持总体经营效益，导致居民部门用电受到限制；三是“能耗双控”在2020年“双碳”战略目标提出后有所增强，地方政府在第三季度通过“限电”手段控制工商业生产规模。预计在四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和GDP增速可能受“拉闸限电”政策拖累，居民供暖期的到来将进一步加剧电力供给压力。“拉闸限电”政策促使我国进一步调整电力价格市场化机制改革步伐，并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设置一定的“包容性空间”。

 

　　（二）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21年9月16日，中国商务部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自2020年11月15日中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公开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中国的积极态度充分展现了中国支持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决心，同时也符合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承诺。本文采用全球一般均衡动态模型模拟量化测算了CPTPP对区域经济以及域外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影响以及行业影响方面考察CPTPP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

 

　　相较被排除在CPTPP外、贸易和投资受到小幅度挤出的情景，中国加入CPTPP会为我国经贸发展带来显著的正向收益。美国退出之后，CPTPP11国的经济体量有限，加之中国与部分国家已经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和“RCEP协定”框架下达成自贸协定，因此不加入CPTPP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仅会使得中国经济小幅受损。然而，加入CPTPP则会给中国的宏观经济、消费、投资、贸易多方面带来显著受益。

 

　　CPTPP中越南是最大赢家，美国因退出CPTPP蒙受损失。得益于CPTPP体系下各国之间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的下降和FDI投资壁垒的逐步削减，所有的成员国宏观经济均将从中获益，实际GDP增长，贸易受益，最大赢家是越南，其次是墨西哥和日本。而美国由于退出CPTPP，失去了大量进出口贸易订单、GDP增长潜力显著下降。

 

　　中国的制造业增长显著，服务业小幅受益。但需警惕“出口扩展、生产缩减”对国内行业的冲击。加入CPTPP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出口和进口增长，对中国制造业的正面影响要大于服务业。然而，乳制品、汽车制造业、牛肉、大豆等行业，在出口订单显著增多的情况下，产出仍然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加入CPTPP时的关税削减拉动这些行业的同时，进口也出现了大幅提高，国内需求从消费国产品转向价格更低廉的进口品，导致内需拉动的生产出现下降。

 

　　总体来说，中国加入CPTPP不仅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更有显著的经济收益，有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包括对国内市场和部分行业生产的冲击。为了应对更高开放水平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要求，我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治理、重构区域经济政治格局，同时警惕 “出口扩展、生产缩减”的产业内贸易。

 

　　四、应对举措

 

　　（一）保障电力供应的应对措施

 

　　本轮限电限产举措反映出我国电力部门和能源转型的结构性问题。短期来看，上游原料价格上涨直接冲击了电力生产部门，煤电价格倒置使得电力企业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导致电力供需节奏被打乱，供需矛盾加剧。长期来看，本轮限电暴露了我国能源结构性改革以及实行“双碳”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能源生产安全和工业生产的稳定性问题。此次模拟结果从宏观经济和行业部门冲击两方面入手，量化了限电政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对我国完善煤电市场机制以及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参考意见。针对本轮限电凸显的市场价格传导机制问题以及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本课题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针对电价市场化改革，通知明确了四项重要改革措施：一是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二是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三是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四是保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通过市场化改革，可有效推进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完善电力市场价格传导机制，保障上下游企业生产供应链稳定。

 

　　“拉闸限电”政策实质上反映了我国电力价格市场化机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上网电价与输配电价环节大大提高了其市场化水平，但上网电价市场化竞争机制应当考虑当前的储能技术水平和用电结构，不能“一蹴而就”。再者，销售电价市场化改革受我国“减税降费”以及“保障民生”的改革压力影响而显得举步维艰，政府应当实施电力市场变化，可以及时出台临时性价格补贴政策以保障民生。

 

　　2、推进新能源发电转型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除此以外，要保障各类电源发电计划，更好的发挥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快新能源发电建设，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支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前煤电仍在我国发电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类型能源发电仍具备较大的不稳定性。此次部分省区限电主要原因即煤电供给紧张、新能源电力发电供应无法及时填补供需缺口造成。针对这一问题，首先电力系统要提高煤电发电效率；其次要构建新能源电力供应主体，通过装备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多种能源互补与高效运营。

 

　　3、合理推进能耗双控，推动经济绿色转型

 

　　从中长期来说，中国在推进“双碳”战略进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之间的平衡关系。此次多个省区通过采取短期运动式、一刀切的方式推进能耗双控目标，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产节奏和供需平衡，还对经济各部门及民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短期运动式减碳举措不仅不利于社会生产有序展开，也难以实现减排成本和效益优化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长期和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地方、行业和企业从实际出发，合理设置目标，有效提高减排的技术效应，通过科学方法合理减碳，合理处理好减排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中长期发展的关系。

 

　　4、防止运动式减排

 

　　本轮“拉闸限电”还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生态环保政策缺乏对于经济运行突发性变化的“包容性空间”。“能耗双控”目标的制定并未预计到出口增速上行带来生产活动的变化，从而导致出口型经济为主的地区考核压力较大，其他地方因出口形势的好转压力也逐步增大，使得“能耗双控”目标完成难度加大，只能采取“限电限产”政策。无论是生态环保政策抑或其他社会政策，应当设置经济突发变化带来的“包容性空间”，避免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做出极端性政策选择。

 

　　（二）面对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的应对措施

 

　　中国申请加入CPTPP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有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对外发展格局看，我国加入CPTPP是应对地缘政治博弈及中美竞争的重要选项，有助于重构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关系和构建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但中国申请加入CPTPP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制度性障碍。为了应对更高开放水平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要求，我国应进一步采取以下政策举措：

 

　　1、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

 

　　CPTPP对成员国内部制度具有较高的标准要求，但短期内中国国内体制与CPTPP的高标准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申请加入CPTPP形成一定的制度性挑战。为此，中国应深化理解CPTPP自由贸易协议的基本准则及要求，包括对国有企业条款、劳工标准、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市场准入等具体方面的制度要求，进一步对标较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从长期来看，中国加入CPTPP不仅是加快对外贸易发展的要求，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更多领域加大改革开放和执行力度，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积极参与多边贸易治理、重构区域经济政治格局

 

　　中国加入CPTPP将面临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包括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日本等国也在积极争取美国重返CPTPP，或将对中国的申请形成一定压力。因此，中国要打破中美博弈僵局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被动局面，应继续坚持多边自由贸易主义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努力，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力求重新构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并努力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3、警惕 “出口扩展、生产缩减”的产业内贸易

 

　　加入CPTPP使得中国的绝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出口和进口增长，对中国制造业的正面影响要大于服务业。然而，乳制品、汽车制造业、牛肉、大豆等行业在出口订单显著增多的情况下，产出仍然减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加入CPTPP时的关税削减拉动这些行业的同时，进口也出现了大幅提高，国内需求从消费国产品转向价格更低廉的进口品，导致内需拉动的生产出现下降，呈现出“出口扩展、生产缩减”的情况，这一现象对国内部分行业生产的冲击仍然值得警惕。

 

　　[1] 本次预测模型运行于2021年10月14日，当时2021年三季度的部分指标数据并未发布。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组长：周天勇、许文立

 

　　课题组成员（首字母顺序）：董可、都倩仪、付大利、郭柃沂、李国敬、李煜飞、刘涛、刘超、卢倩倩、罗敏、吕郢康、田博、佘欣艺、孙泽西、王都鹏、王飞、王苗、王芝清、王楚淇、万钊、文韵、吴峰宇、夏梦丽、夏璋煦、肖吴、许坤、闫津臣、闫磊、羊柳青、张咪、周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