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范思立

 

嘉宾

 

连 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陈卫东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黄剑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请重点谈谈当前我们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

 

连平：全球疫情反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步伐。6月下旬以来，受德尔塔变异毒株影响，全球疫情反复，至9月下旬每日新增病例超40万例。与前一时期新增病例主要来自印度、巴西等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本轮疫情反复主要集中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对而言，印度、巴西的疫情有趋于平缓的态势。全球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使得世界经济恢复动能有所减弱，四季度世界经济恢复脚步可能继续放缓。

 

美国通胀居高不下，就业情况有所好转，美联储年内缩表概率提升。8月美国CPI为5.3%，较上月小幅回落；核心CPI为4.0%，也略低于上月；PPI同比上涨8.3%，为2010年来最大增幅；表明美国通胀压力仍然高企，市场开始质疑“通胀只是暂时”的观点。虽然当前就业数据恢复至疫前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美联储加息似乎依然遥远，但近期关于年内缩表的预期愈发强烈，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申明再度暗示11月将宣布缩表，12月可能开始执行，甚至有部分讨论内容提及2022年加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导致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发生转折，近日英国、挪威央行发表鹰派言论，暗示其在近期也可能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释放了鹰派信号，表示可能于四季度或明年上半年开始放缓购债规模，市场开始看空美债，美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涨。在触发“靴子落地”效应前，美债收益率可能持续上涨。美债收益率上涨可能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带来资本流出和汇率风险冲击。疫后美联储实行天量宽松政策，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美元广泛流入发展中经济体，使得后者积累了大量外债。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将压缩美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利差，使得美元资产更具有吸引力，引发美元资本回流。而美元资本回流，又将扰乱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价格产生冲击。再考虑到美元升值直接压低发展中经济体货币汇率，从而加速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资产抛售，进一步推动美元资本流出，容易形成“汇率下跌-资本外流-金融资产价格下跌”连锁反应风险。

 

陈卫东：一是发达经济体复苏放缓。在疫苗快速接种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下，上半年发达经济体复苏加快。但随着三季度欧美地区疫情反复，经济复苏进程有所放缓。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经济增速放缓，美国经济仍受困于疫后的物价上涨、供应链短缺和劳动力短缺。

 

二是贸易额增长很大程度是价格因素推动。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供应链短缺等因素影响下，贸易对于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减弱。目前，从规模上看全球贸易复苏较快，但对于大多数出口企业来说，虽然订单不断增加，但盈利改善有限，部分企业甚至陷入“出口越多，亏损越多”的境地，主要是原材料和运输成本提高，导致出口利润下降。此外，由于主要航运港口不时发生疫情，全球航运运力紧张，集装箱一箱难求，运费大幅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目前全球交货时长为近20年来最高。国际贸易的良好表现可能很大程度上掺杂了价格“虚火”，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逐渐企稳甚至有所回落，国际贸易复苏可能已接近触顶。

 

三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风险抬升，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环境有所恶化。2021年7月，全球经济风险指数为42.0，较3月份提高5.6个点，主要受全球新增确诊病例增加、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弱化、美国通胀抬升、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减少等因素影响，特别是随着美国通胀快速上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预期不断升温。由此可见，三季度不仅全球经济增长的硬指标有所回落，经济增长预期、货币政策环境等软指标也逐渐收紧，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黄剑辉：受疫情扩散和刺激效应消退影响，全球经济增速继续放缓。8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回落至54.1%，较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连续第三个月回落。OECD综合领先指标8月达到100.7%，继续回升，但回升幅度已连续5个月放缓。IMF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存在较多不确定性，重点需观察疫苗接种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

 

主要国家经济景气回落。美国8月制造业PMI报61.1%，从上月的历史高点回落，同期服务业PMI为55.1%，较前月回落4.8个百分点，连续第3个月大幅回落。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报61.4%，连续第二个月回落，但仍处于高景气区间；服务业PMI报59.0%，较上月的历史次高点回落0.8个百分点。日本8月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分别回落0.3和4.5个百分点至52.7%和42.9%。

 

全球通胀压力持续上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笼罩全球，供应短缺所导致的价格波动在短期内或将延续。美国8月CPI同比上涨5.3%，较前值回落0.1个百分点，核心CPI同比上涨4.0%，较前值回落0.3个百分点，物价涨幅趋缓。欧元区8月CPI同比上涨3.0%，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同期核心CPI同比上涨1.6%，较上月高0.9个百分点。日本7月CPI、核心CPI分别为0.2%和0.4%，前者持平于上月，后者上升至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年内缩表的预期愈发强烈，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申明再度暗示12月将开始实施缩表。欧央行率先缩表，在9月9日议息会议之后，欧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利率不变，同时表示将在未来一个季度放缓紧急购债步伐，朝着结束紧急援助迈出一小步。

 

 

中国经济时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飙升的影响，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创出新高，但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低位运行，致使PPI与CPI剪刀差不断扩大，请问国内价格领域应该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连平：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同比上涨27.3%。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涨幅最大的能源、钢铁、矿产、有色类分别同比上涨52%、43%、35%、32%；其中，受限产能政策影响，矿产类指数连续3个月环比回落，其余指数环比均有所上涨。美国原油生产受飓风影响，库存超预期缩减，提振国际原油价格，9月WTI、布油价格环比正增长，同比涨幅分别扩大到78.2%、80.3%。金属产业限产影响明显，螺纹钢、线材等主要产品库存大幅减少，主要钢厂开工率跌至历史同期低位，产销比降至2011年以来最低点，螺纹钢价格同比上涨47.7%。能耗“双控”政策加码、风力水力发电量下滑叠加工业补库需求平稳回升，电耗超季节性上涨，环渤海九港煤炭场存量同比下跌20.9%，动力煤价格同比上涨55.7%，电厂供电能力承压。

 

短期内，双控与保价稳供政策的平衡是引导上游材料价格走势关键因素。随着“金九银十”需求旺季的到来，严格的限产限电政策将会扩大供给缺口及上下游通胀差，或将呈现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大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可能形成外需挤出效应。预计PPI与CPI剪刀差可能进一步拉大，PPI或将于11月后出现明显回落趋势。生产资料价格向生活资料价格传导的效应受需求约束，尚未清晰体现。四季度仍需关注散发性疫情对于消费及相关服务、产品价格的影响。

 

陈卫东：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支撑PPI涨幅持续高位运行。7、8月份PPI同比分别上涨9%和9.5%，创13年来新高。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整体高位徘徊，呈结构性分化走势。在夏季用电高峰叠加环保限产影响下，煤炭价格持续攀升；极端天气冲击以及库存不断减少，天然气价格大幅飙升；欧佩克增产、疫情反复导致石油需求走弱，供需矛盾缓解，原油价格高位震荡下行。煤炭、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中国PPI涨幅继续上升，主要表现在黑色金属冶炼等上游行业价格出现明显上涨。

 

二是疫情反复以及猪肉价格降幅扩大，导致CPI涨幅低位下行。7、8月份，CPI同比上涨1%和0.8%。国内疫情反复导致外出就餐消费受到抑制，生猪产能进一步恢复叠加上年高基数效应，生猪价格继续下探。

 

三是PPI与CPI剪刀差再创新高。2021年以来，中国PPI与CPI剪刀差呈不断扩大态势，8月份达到8.7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这表明上中下游产品价格涨幅不同步问题愈发明显：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上游行业盈利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中下游行业企业议价能力弱，被动承担成本上涨压力。

 

黄剑辉：PPI方面，尽管我国已出台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但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冲高，国内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下两高项目持续收紧，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上涨，进而推动PPI连续反弹。由于去年9、10月基数较低，未来两个月PPI或将惯性冲高，年底才会见顶回落。CPI方面，由于终端整体需求偏弱，PPI向CPI的传导并不顺畅，加之猪肉价格仍在低位，预计CPI仍然相对平稳，年内升破2%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不稳固、不均衡的矛盾，展望四季度，继续实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哪些建议？

 

连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在四季度发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四季度专项债发行将有所提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推升基建投资增速上升；制造业利润将持续回升，三季度对制造业形成制约的监管政策也可能缓解，制造业投资增速将回温。

 

四季度在稳健偏松货币政策下，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放松流动性，必要时可能会降准促进信贷稳健增长。一是继续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用好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支持银行补充资本，进一步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二是会进一步推进信贷结构性调整，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继续缓解纾困政策到期后薄弱环节的流动性紧张问题。三是可能择机降准0.5个百分点，在防止“资金淤积”的情况下释放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实际利率水平，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信贷增长。四是可能平稳置换第四季度到期的MLF，补充流动性缺口，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五是将继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潜力，可能采用压降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通过OMO和MLF向银行提供短期和中期资金、政策预期引导、或下调一年期LPR利率等方式进一步压降银行负债成本，提高企业议价能力，降低市场实际利率15个基点至25个基点。六是继续稳定开展CBS操作，提高中小银行利用永续债补充资本能力，同时运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引导其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领域的信贷投放。七是鼓励地方监管机构与银行合理控制信贷风险审批强度，避免过度打压刚需信贷需求。八是鼓励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保持“风险中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陈卫东：疫情得到有效精准防控是经济持续恢复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来看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局部疫情反复或是常态，要通过加快针对变异毒株的疫苗研发和普及，增强疫情应对的精准性，提高市场主体应对疫情反复冲击的弹性和韧性。考虑到稳增长压力有所增大，宏观政策要做好跨周期安排，加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等财政支出进度，促进资金与项目的对接，货币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前瞻性和有效性，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稳妥推进能耗双控政策。

 

第一，加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等财政支出进度，促进资金与项目的对接。加快节能环保、科学技术、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进度相对滞后领域的预算支出。根据政府性基金全年支出预算，9—12月份政府性基金支出需要同比增长30%以上，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将增大，9—12月份需要完成1.8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发行。各地需要在已有项目基础上推动加快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推进资金与项目的对接落地，同时做好项目执行、资金使用的管理。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跨周期安排，加强项目储备，推动年底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要注意做好财政与金融政策配合，避免债券的集中大规模发行对流动性造成较大冲击。

 

第二，货币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增强前瞻性和有效性，做好政策衔接。一是坚持“稳”字当头，强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应用，继续加大对部分领域的定向支持，通过强化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支持中小企业及困难行业融资，确保其稳健经营和加快恢复。二是坚持“以我为主”，但要警惕外部输入性风险。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进程及影响，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三是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做好政策衔接。一方面，进一步平滑信贷投放节奏，以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将于年底到期，需要增强政策前瞻性，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做好政策衔接，帮助小微企业跨越政策到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强重点人群就业保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保持相关服务业行业就业稳定。在教育“双减”政策推进的同时，落实好教辅人员离职的合法保障，并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加强相关岗位资源储备、举办求职接洽会等方式帮助教辅行业从业人员再就业。继续做好2021年秋季应届生毕业就业工作，积极推动特大型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降低落户门槛，加强对职业选择的正面宣传引导，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第四，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是继续延长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和两项货币政策直达工具，对部分受损严重行业和恢复不及预期行业可定向、阶段性减免和延迟缴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为中小微企业持续恢复提供保障。二是高度关注出口企业经营。四季度出口回调、运费成本将加大外贸企业经营压力，可在优化通关手续、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创新跨境电商、推动出口转内销等方面稳定出口企业经营。三是加快推动中小企业“上云”，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

 

第五，“先立后破”避免“一刀切”，稳妥推进能耗“双控”政策。一是做好存量优化、增量控制。能耗双控压力较大的地区，要积极推进存量设备、工艺的改进，加快推动钢铁等行业产能置换。鼓励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对传统行业的抽贷、断贷。在能耗“双控”压力较小的地区，加强新增项目审查，通过技术提高用能效率。二是根据形势变化推动进出口关税政策调整。前期已出台钢铁相关产品出口关税上调、进口关税降低的政策，为更好配合压减限产政策推进，可根据供需形势适度调整钢铁、煤炭等进口政策，利用外部资源满足国内需求。

 

黄剑辉：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保持稳健。一是继续做好跨周期设计。央行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同时，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考虑今年和明年货币政策的衔接。在货币政策考虑上以我为主，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即在内外平衡中更多关注内部平衡。二是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特定领域监管趋严、影子银行体系持续收缩情况下，下一步表内贷款需要起到托底社融增长的作用。三是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在行业结构方面，既要助力中小企业、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稳定，又要加大对制造业、绿色金融、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等领域的融资支持，促进结构优化升级。

 

财政政策要发力稳增长。由于此前财政支出和新增地方债发行进度偏慢，年内财政会明显发力。财政政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切实提升政策效能，更好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一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施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加强监控分析研判；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资金需求，保障基本民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化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指导地方加强项目储备。二是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积极推进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收立法，稳妥推进后移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并稳步下划地方等。三是积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继续加大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力度，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强化地方责任落实，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加强对困难地区的支持；积极发挥财会监督职能作用，强化政策跟踪问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