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收入分配中居民拿走了“蛋糕”的大头，企业次之，政府居于末位，但是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与国际比偏低，与90年代初比偏低。三部门分走多少蛋糕由市场机制主导的初次分配决定，再分配难以逆转初次分配格局，仅产生结构性调整。2018年，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初次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1.19%、26.03%和12.79%；再分配后，三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别的比重为59.43%、21.84%和18.73%。

 

　　第二，90年代以来，以2008年“刘易斯拐点”为分水岭，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经历两个阶段。1992-2008年，收入分配向企业、政府倾斜，“蛋糕”越做越大，居民却越分越少，主要源于当时劳动相对过剩、资本稀缺，分配向资本倾斜，同时分税制改革后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上升；2008年后，收入分配开始重新向居民倾斜，居民收入占比逐步回升，主要源于中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用工荒”开始出现，分配向劳动倾斜。但房价上涨、互联网平台垄断等因素相对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导致居民收入的实际获得感有限。

 

　　第三，从更深层次来看，当前中国分配格局的转变背后是要素稀缺关系、经济增长模式、发展逻辑的变迁。要素关系上，过去劳动力过剩、资本相对稀缺，伴随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紧缺、资本相对过剩的局面；经济增长模式上，中国逐步从高储蓄支撑的投资驱动模式转向消费驱动模式，从依靠外需向“以我为主”的内需拉动转换；发展逻辑上，从重效率转向重公平，越来越重视民生、重视公共资源均等化，整治学区房、课外教辅、吹风房地产税试点、推进共同富裕，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据上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判断，1992至2008年，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从65.47%下降至历史低点56.99%，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68.09%下降至55.48%，降幅超10个百分点；企业、政府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环节，其收入占比都在上升。2008年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回升，至2018年为59.43%，企业和政府占比则开始下降。

 

在总量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进行了结构性分析，通过资金流量表研究了三部门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更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全貌，并将其总结为两个层次，六条主线。

 

　　（一）初次分配

 

　　1、劳动报酬作为联系居民和企业的桥梁，是居民主要收入，也是企业主要支出。劳动报酬的趋势性变化，导致居民企业收入分配出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从“利润侵蚀工资”到收入分配占比呈现居民上、企业下的格局，但居民收入占比仍未回到本世纪初水平。

 

　　过去由于劳动力长期过剩，导致劳动报酬占比长期走低，带动居民收入占比下行，企业收入占比相应上行。1992-2008年，居民部门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从33.48%降至30.31%，带动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滑至历史低点。进一步，居民劳动报酬净额来自政府和企业两部门，通过比较发现，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在上升，说明导致居民劳动报酬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的大幅下降，从27.58%降至22.61%。由于压低了劳动报酬，企业部门营业盈余在这段时间走高，带动企业收入占比上升。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劳资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劳动者较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议价权。

 

　2008至2018年，劳资关系逐渐改善，就业愈发规范化，居民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上升，导致居民收入占比回升，企业收入占比相应下滑。2018年中国劳动报酬达到47.56万亿元，劳动报酬净额为35.10万亿元，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08的30.31%上升至38.39%，提高了8.08个百分点。带动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从56.99%上升至61.19%，企业收入占比则下降2.89个百分点。

 

　　一方面，随着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转变，市场环境对劳动者开始变得友好，进而导致工资上涨，劳动报酬提升。就业数据也提供了一定佐证，2007-2014年，全国新增就业人员年均284万人，之后开始趋势性下滑。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586万人，较2017年减少54万人，与之前十年动辄二三百万新增就业的情况相去甚远。而与之相伴的，是求人倍率的不断上升，2008年后求人倍率始终位于1以上。

 

　　另一方面，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就业保障有所提高，加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社会保险费不断提高，带动劳动报酬占比上升。2008-2018年，全社会实际保险费率由12.5%升至20.3%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居民在宏观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但居民收入占比仍未回到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平均水平。2018年，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1.19%，而1992这一比重为65.47%。

 

　　2、200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与房价持续上涨，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并部分抵消了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的获得感。

 

　　一方面，伴随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上涨，地价水涨船高，土地财政驱动企业资金向政府部门转移，政府财政收入占比随之上升。进一步地，受财政分权体制和GDP导向的人事考核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GDP增长方面展开“竞赛”，财政收入被用于基建，推动城市化，进而完善配套设施以促进招商引资，并拉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房地产空前繁荣，不仅带动钢铁、水泥、玻璃、家具等行业发展，也推高了地价，政府收入又进一步上升。事实上，中国过去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就是建立在这种循环机制上的。

 

　　上述趋势反映到资金流量表中，就是政府部门财产收入中的土地租金项不断上涨。魏众（2014）研究指出，随着房地产的繁荣，土地租金占比趋势性上行，改变了政府利息收不抵支的局面，使得政府部门财产收入净额占国民收入比重由负转正（图表9）。2018年，中国政府部门财产收入净额占比为1.22%，仅地租收入占比就0.84%。作为比较，通过资金流量表计算的个人所得税占比为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