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既存在可能的短期局部经济过热，又面临经济恢复常态后需求不足和结构矛盾制约，还不得不应对更加开放环境下国际流动性波动冲击和国内风险防范需求。从政策操作上，还面临两个转型，一是从疫情应对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向常态化货币政策的转型，二是从“三大攻坚战”向“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增长的建设现代化国家转变。

 

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和财政制度的制约，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某种程度上替代财政政策发力。在两会财政政策获得授权后，货币政策逐步回归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正常力度。2020年底不论是从货币市场利率还是从国债市场利率看，基本恢复甚至超过了疫前水平，宏观杠杆率在第四季度则保持了相对稳定。考虑到经济恢复的脆弱性和短期性，对于短期的经济过热，在没有引发强烈的产能周期的情况下，政策上可能不必过度响应，加上疫情期间上马的项目还需要持续投资，宜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保持在2020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力度上。

 

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同时，还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一方面需要应对疫情和经济正常化后需求回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关注微观企业可能的非理性扩产能给未来埋下的隐患。目前看这两方面的压力还不大，但需要高度关注。

 

考虑到短期救助政策到期，特别是财政资金的减少，加上2021年可能的金融风险点较多，尤其是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在流动性的动态调节上需要保持合理充裕。

 

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这体现了我国汇率弹性加大，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提高。虽然疫情期间我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有所提高，但企业的竞争力仍受到了一定的侵蚀。目前，我国仍保留了外汇大量流出时期抑制外汇流出的临时性非常规管理措施，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和外汇流入较多的时期，可考虑酌情解除。当然，我国还需要密切关注近些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遗漏项规模持续加大，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严格外汇管理，打击非法外汇活动等。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高质量增长，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更高要求。货币政策既要与宏观审慎管理相配合，维护金融稳定，同时还需要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结构性。这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创新直达性政策工具，还需要更好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