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持续“六稳”“六保”政策和推进经济秩序恢复，国民经济运行呈现“V”字型反转，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在2%以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这是“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2021年，我国经济将持续恢复，同时在低基数的推动下，经济增速将出现反弹，呈现“前高后低”走势，市场普遍预计全年GDP增速在8%-9%，比如，IMF预测为8.2%，世界银行预测为7.9%。但会议同时指出，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重点关注以下两方面风险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加速大变局演变，此次会议认为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持续存在，防疫防控措施、纾困政策效果等将影响复苏程度，不排除疫情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再度陷入停摆，这将加大我国外贸压力；美国大选后国际政经格局呈现新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在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产业链安全和转型升级面临挑战；疫情后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全球债务水平，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上升，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冲击我国经济金融稳定。

 

二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其一，疫情在局部地区反弹和外部输入风险依然存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疫情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接触性活动的影响将持续存在，餐饮、旅游等全面恢复或受到一定制约。2020年11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增速为-0.6%，恢复程度不及商品零售总额（11月增速为5.8%）。服务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加值降幅虽然逐季收窄，但依然为负，2020年三季度分别为-5.1%、-6.9%。其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加大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采取了减税降费、贷款贴息、发行特别国债、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这在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高了宏观杠杆率。2020年三季度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为270.1%，较上年末上升24.7个百分点。各部门杠杆率都有所提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三季度末为164%，较上年末上升12.7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将上升，债券违约压力仍然较大，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本次会议特别提到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与此同时，在资金面相对宽松背景下，“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抬头，比如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市场内“空转”等。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宏观调控政策大概率“转弯”，实施有序退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和外部风险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宏观政策更强调不转急弯，不会快速收紧或退出，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仍保持积极，但强调财政更可持续。第一，财政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和提质增效。“十四五”开局和外部不确定性都要求财政政策保持一定支出规模，继续支持落实“六稳”“六保”，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支出，在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提高支出效能。第二，加强财政持续性，平衡财政压力。此次会议没有重提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有为”，而在保持积极基调的同时提出“更可持续”，强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和过紧日子，预计财政政策力度将有所减弱，财政赤字回落到3%左右，专项债规模略有回落。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与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一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同时，这次会议未提去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是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预计2021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预计M2和社融增速均将较2020年有所回落。一方面，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性，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经济持续恢复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平衡好支持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对防风险的重视程度提高，针对金融领域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等潜在风险，将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本次会议继续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并再次重申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需求侧管理)。

 

一是在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基础上，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扩大消费。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预计未来除了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外，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财税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步伐都将加快，这不仅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除了收入因素以外，消费潜力的释放还需要有序、科学合理地破除当前存在的一些限制消费政策。结合2020年10月国家发改委提出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预计2021年，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有望率先实质性地推动汽车限购政策向强化限行等引导使用政策转变，从而促进汽车这一大额消费的增长。

 

二是强调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消费仍处于温和恢复阶段、外部风险因素依然较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持续的背景下，投资仍需要在托底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指出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21年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将继续增加。同时，传统基建投资也将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此外，为了给新一代科技革命打好战略基础，未来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本次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2021年的首位重点任务。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结合2020年5月“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攻关揭榜挂帅”，预计未来可能以重组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重点以国家力量来推进基础科技研究。我国当前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覆盖8个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教育系统和中国科学院[1]。结合会议关于创新重点攻关方向，以及创新合作方面的指示精神，预计未来国家实验室重组工作，一方面将结合未来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调整学科覆盖中心，提高信息科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比重。另一方面，结合本次会议强调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未来可能将通过民营企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方式，提高研发成果的应用性。

 

二是推进基础研究成为未来科技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创新能力提升上取得不少成绩，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无论从投入强度还是产出应用情况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为6.03%[2]，预计2020年有望达到6.2%左右，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左右。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明确指出“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更加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创新资金支持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基础研究资金的增长将更快。

 

三是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领域作为创新主攻方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关于创新的主攻方向，本次会议指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预计2021年的创新重点突破方向仍将围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方面开展，即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航空航天科技等世界前沿领域；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人民生命健康重点领域；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关系到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的经济主战场领域；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国家重大需求领域。

 

 

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将着重通过深化改革为开放创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利用开放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同时，与上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措辞不同，本次会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疫情、中美摩擦、疫苗推广是否有效等不确定性，对外贸增长和扩大外资利用不宜过度乐观。另一方面，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博弈加剧，我国将坚决捍卫多边主义，不断对接和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第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已签署RCEP的背景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更体现中国支持多边贸易，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的目标。未来，一是将RCEP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自由流动增加，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消减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继续加快双多边谈判协调。二是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窗口作用，落实相关法律和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至2020年，中国已连续四年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缩减至33条和30条，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在落实相关法律的同时，中国将积极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负面清单和扩大应用范围，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在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是重视开放背景下的安全问题。2020年12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公布，2021年1月18日将正式实施，我国安全审查机制将进一步完善，这在积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同时，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其一，打破制度障碍，建设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将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参与竞争。坚决落实放管服改革，降低不同经济主体的制度成本。其二，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面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开好局，都要求国有企业在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力上发挥骨干作用，未来将引导国企对标世界一流管理，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商业一类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持股，引导各类战略投资者参与治理。与此同时，将鼓励国企民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其三，金融市场领域将更加注重规范市场秩序，包括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打击逃废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

 

 

2020年虽然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但我国并没有把刺激房地产市场作为稳增长的手段。2020年7、8月份中央和住建部召开房地产相关会议，明确了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差异化调控的思路，此后相关城市出台了限售、限贷、限购、税收调节、刚需支持等调控政策。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2021年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意味着202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会放松。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大城市住房问题。与2019年将房地产相关表述放在民生保障任务中不同，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八大任务之一，足见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视。这主要与2020年以来在流动性宽松背景下部分大城市供需矛盾突出、房价上涨过快等现象有关。一、二、三线城市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0.01%、-0.38%、-0.24%上升至6月的0.47%、0.46%、2.41%。部分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比如深圳房价自2020年3月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对于释放消费潜力、保障民生、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城市是产业集聚、人才流入的重要区域，2021年针对热点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预计将通过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性需求和打击投机炒房。

 

二是高度重视租赁市场建设。租赁住房建设是平抑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供给端手段之一，也是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住建部等八部委就下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选取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成为住房租赁试点城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而本次会议更是用较大篇幅对租赁市场发展进行部署。2021年租赁市场发展，第一，完善长租房政策。“租购不同权”是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会议提出将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第二，增加租赁住房供给。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应，包括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第三，规范租赁市场秩序。2020年以来以蛋壳为代表的长租公寓爆雷事件频发，2021年将加强长租房市场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同时加强对租户的保护，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原标题：中银研究：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2021年我国经济六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