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未来金融业可从重创新、调结构、降成本、促开放、防风险五大方面发力，为我国早日建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期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应对当前全球复杂经济形势的破题之道，是中长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力等要素禀赋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以“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循环，创造了连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速下滑、需求低迷、贫富分化，“逆全球化”潮涌，我国经济外循环面临重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凸显了经济外循环发展的脆弱性，国内外环境的显著变化促使内循环加快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多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从全球经验和历史来看，在经济进入成熟期后，各主要大国均更加重视国内经济循环的拉动作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4亿人口规模的庞大内需市场、齐备的工业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具备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经济双循环的有利条件。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四个关键环节，“双循环”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各环节的紧密衔接，推动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降低经济运行的摩擦成本，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协同升级的动态平衡，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稳定运行。围绕经济运行的环节，实现双循环应从激活内需、提升供给、互联互通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发力。

 

 

　　内需是“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双循环的最核心环节。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扩大内需战略，把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形成“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局面。夯实“能消费”的民生基础，持续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加大扶贫攻坚、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力度，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未来十年再打造一个3亿人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消除“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弥补民生服务短板。顺应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趋势，加大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领域投资力度，同时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制度保障，解除居民消费束缚，引导居民主动消费。创造“愿消费”的场景环境，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智能化、数字化催生了新消费模式、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日益丰富。要借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快释放教育、娱乐、购物的数字化消费潜力。重视政府引导作用，促进产业消费“双升级”。要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以产业带动消费、以消费回馈产业。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需体系，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善，提升供给水平，保障供给安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愈发明显，而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诸多制约因素，表现为产业链底层、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过剩，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不足，原材料和技术两头受挤压，造成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匹配、响应人民群众的需求，甚至还会危及经济安全运行。“双循环”要求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创新引领，确保产业链安全。自主研发“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降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对外依赖度，努力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二是新旧产业并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主动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过剩产能，积极培育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三是提高自给率，确保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原材料供给。在粮食生产、能源结构、矿源多样化等领域下大力气，推进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强化能源安全意识，推动新能源的广泛运用，稳定铁矿石、原油等矿产品贸易，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

 

 

　　“双循环”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近年来，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全球商品、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基础，要重视数字经济下新基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基础设施建设，引领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同时继续完善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冷链物流、现代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培育大都市圈、城市群，降低“双循环”的物理成本。破除阻碍国内循环的制度藩篱是手段，要加快打破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更有效率地循环，降低双循环的制度成本。更高水平的开放是重要动力，继续依托“一带一路”，加快西部陆海通新通道以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将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制造业延伸到服务业，打造多领域开放格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关税水平，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畅通国内循环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求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阶段，均衡评估各类生产要素的贡献，完善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在再分配阶段，突出政府的主动作用，综合运用税收、财政等工具，将资金用于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领域。在财富保值增值方面，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总体目标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培育庞大的消费群体。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金融活、经济活”，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我国金融业的相关支持已具备良好的基础。

 

　　一是服务客户群体广泛。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服务中低收入长尾客群的消费金融公司贷款余额4686.1亿元人民币，服务客户数1.4亿人。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金融机构扶贫、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分别为1537亿元、3372亿元、62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45.2%和174.1%。2020年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7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07万户，同比增长21.7%。金融机构在促进消费、提升供给、降低成本等“双循环”的关键环节上经验丰富。

 

　　二是资产总量巨大、具有较强的实力。截至2020年6月末，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301.5万亿元，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64.9万亿元，债券市场总市值71.7万亿元，银行资产、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位列世界前茅。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不断壮大为居民财富保值增值、企业寻求融资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三是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经济逐步从商品市场开放转向金融市场开放阶段，外资金融机构掀起在中国市场布局的热潮，保险、证券、期货等领域首家外资独资或控股公司纷纷诞生，寻求进一步加大在华业务布局。与此同时，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人民银行《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境外主体持续大手笔增配中国股票、债券。截至2019年末，境外主体持有股票市值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境外主体持债规模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7%。此外，金融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项目落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2%，人民币资产逐渐成为“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分散投资和外汇储备的重要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