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我们要积极转变认知，主动适应身份变化，充分发挥创造力，继续加强技术能力和品牌能力，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并积极形成区域性国际贸易和技术合作，从而在新的起点上行稳致远，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和心态下，建立繁荣且可持续的经济内外“双循环”。

2020年5月以来，“经济内循环”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层多次强调“内循环”释放了什么信号？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贸易形势还会持续恶化？全球化还有未来吗？内循环下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企业应怎样调整经营策略？本文将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内循环的可行性和内循环下的商业特点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全球化结束了吗？

全球化时代是否已终结？最直接的答案是“否”。非但没有终结，随着数字化的贸易平台、支付手段和金融交易平台的兴起，全球化程度未来还会继续加深。不过，全球化的形态将发生本质变化，而我们正在经历激烈的转型期。

现代历史上第一轮全球化浪潮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因为全球化深刻影响产业链的形态，影响不同区域和人群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和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全球化的发展往往会打破局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平衡。当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就会经历阶段性的调整期，特别是在地缘关系上发生剧烈的变动和重组。

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这一轮全球化浪潮造成的种种不平衡的直接结果，也标志着长达33年的调整期的开始。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产业链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占主导地位，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日趋鼎盛，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才有所回调。

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这一波国际化浪潮鼎盛的时期完美重合。当时仍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出了一种“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同时，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金融资本和全球性企业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收获了巨额利润。

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本土，却逐渐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或不得不从事劳动生产率更低的职业，生活质量停滞不前乃至下降。终于，在金融危机的重压和“占领华尔街”的呼喊声中，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全球化再次回潮。

我国国际贸易近一两年遭遇的挑战，虽然有特朗普政府推波助澜、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这一轮调整的延续。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全球性相对稳态秩序建立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很难恢复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种高歌猛进的状态。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就其发展阶段还是经济体量，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依靠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来发展。而下一阶段的全球化，也一定是一个更具合作性、更加平衡、讲究共赢的系统。因此，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是对目前调整期形势的判断和回应，也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全球化的车轮仍会滚滚向前。今年7月份，即使在疫情和地缘矛盾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外贸出口仍然同比增长7.2%，远超预期，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建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的全球融合趋势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也不会彻底改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带来全球性的产业融合，特别是服务业。所以，强调“内循环”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外循环”，甚至不影响“外循环”的重要性。我们要构建的，是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也就是说，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优势产业，从而更好地参与国家间的贸易和竞争。

目前，地缘政治调整最引人注目的非中美关系莫属。虽然美国提高关税和贸易壁垒会增加外贸业务的不确定性，但在大多数领域，中美贸易摩擦尚不足以导致全球市场分裂。最容易爆发尖锐冲突的，是那些可以形成体系性优势的领域，主要包括：一、需要设定行业标准的行业，最典型的如通信；二、容易平台化的行业，如TikTok所代表的短视频内容分发；三、支付、金融和货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