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要想发展，投资是第一位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是由不同的政策决定的。如果哪方面的投资出了问题，就应找出原因。民间投资的变动主要与货币政策相关，政府投资从根本上取决于财税政策。民间投资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环境宽松，民间投资可以大举扩张。金融环境收紧，民间投资则必须大幅收缩。所以民间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与金融政策的扩张与收缩一致的。而政府投资虽然也可以依赖债务融资，但从根本看则主要依赖财政税收，所以财税政策非常重要，财税改革政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决定政府投资有多大能力的根本因素。现在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依赖货币政策，而忽略了财税政策的调整。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的。基建和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我的经济学中有个“产业压制”理论，就是讲的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压制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所有产业的发展构成压制。试想，如果没有普通公路，铁路，电网，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率先完善，一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任何产业的。为何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发展，就是因为海洋可以充当这些地区的免费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可以依靠海洋运输发展贸易实现发展。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内陆贸易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基础设施通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市场也就扩大到哪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多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同理房地产是消费的载体，房地产发展越好，消费就发展的越好，房地产的质量越高，消费的质量也就越高。宏观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抓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牛鼻子，产业和消费才可以同步发展起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一个由政府完成，一个由民间完成，都应该同样重视。

 

 

企业家做企业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要抬头看天，也要低头看路。宏观经济决定着经济的风口所在，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企业家的成败都是趋势的产物，站在宏观经济的风口之上，再加上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败。企业发展要顺势为，而不是逆潮流而动。而微观经济只决定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是企业能把规模做到多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其成功都是宏观经济的产物。企业家要擅长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跟上宏观经济的步伐。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竞争机制在微观层面保证了企业的优胜劣汰。宏观经济正好相反，发生宏观经济危机时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生金融的紧缩，越优秀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越优秀的企业往往杠杆越大。这是因为越优秀的企业，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因此导致越优秀的企业，债务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负”。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突然紧缩，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最先出问题。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就是因为在危机时淘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产能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国家经济要恢复元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误将宏观经济危机当成淘汰落后企业的手段。从现代经济调控来看，货币的周期性收缩与扩张已经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每一轮货币周期都会淘汰一大批优秀企业。所以我主张精准调控，平稳增长。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控制民间的投资，这样既能熨平经济周期，也不会对民间生产力产生破坏。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陷入国家债务危机，这不是偶然，也不完全是政治和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必然出现财税缺口的。这是因为一个国一般需要同时存在着两个升级，私人产业升级和政府公共产品升级。一个国家产业私人产业越发达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这些公共产品的扩大同时就需要更多的税收，而一个国家税收又不能经常调整，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财税缺口，形成政府债务。如果还没有对应的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政府债务危机，这时就需要进行财税升级就行。

 

 

西方经济学中只讲经济周期，很少讲经济危机，因此他们形成了很多经济周期理论，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却不多。在我的经济学中将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型经济危机。生产型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型经济危机往往与某一个新产业的产能巨大波动有关。在十九世纪，产业门类很少，科技革命导致某个新生行业产能产生剧烈波动，都会带动整个经济出现繁荣或危机，因此那时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产业门类已经足够多，单一产业的波动很难再能造成整体经济波动，但是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泡沫传染到各个行业，从而形成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等。因此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构成主要是服务业为主，即使有了金融危机对服务业也影响不大，国家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也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近年中国也多次发生股市崩盘，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财税结构满足政府支出的扩大，国家就会债务危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常态。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根源不在市场而在政府，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一旦爆发就是长期性危机，因此没有真正改革，很难自动消失。

 

 

无论是哪种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虽然不同，但一旦爆发，都会导致整体经济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因此在治理时也会有一些共性。在我的平衡经济学理论中，我将市场上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是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种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般在市场上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低供给难度低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一般发生经济危机时，供给过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而很少发生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过剩。经济危机来临时不需要去产能，因为经济周期很短，被去掉的产能，过不了一两年还需要加倍恢复过来。无论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对于一个没有达到发展极限的国家，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时，只需增加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供给，经济就可以恢复平衡，让经济走出危机。高供给难度的产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水利设施、军工设施、环保设施、大型科技研发项目等，这些产品的供给增加了，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平衡。

 

 

有人根据GDP公式将投资、消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加法式”的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确实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都会出现问题，过度投资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过度消费就引发居民负债。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乘法式”的增长，是依靠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总结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其中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来可以称为供给效率，只要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才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基于供给效率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大家也不需要担心需求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工作收入的提高自动就好带动需求。而要提供供给效率就要不断的降低供给难度。

 

 

幸福不仅仅是心理因素，更是由物质决定的。物质贫乏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丰衣足食自然幸福。如果抛开心理因素，从纯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幸福程度可以用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来表示，一个国家民众收入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就越强。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当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生存成本确定了，幸福感高低主要由收入确定。物质享受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感觉不幸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生存成本更高，收入高并不一定代表购买力高，很多小城镇的人幸福指数更高，因为他们的生存成本更低。一个国家在收入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应该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很多，但很多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关键是很多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我的经济学中提出产业压制理论。根据我的总结，产业压制主要分为产业链压制、基础要素压制和公共产品压制几种类型。产业链压制主要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生的压制，比如没有房地产行业，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没有大飞机行业行业的法则，几千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产业链之间是相互压制的。公共产品压制是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私人产品的压制，有些行业是公共产品，比如铁路，高速公路、互联网、农村公路等，如果没有高效的基础设施，就没法形成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随着铁路、公路、汽车的发展才出现的。生产要素压制是指重要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产业的压制，比如粮食、电力，石油都是重要生产要素。比如电力，几乎很难跨国购买，一个国家如果连电力供应都保障不了，现在工业的发展几乎无从谈起。产业压制很多时候很难自己克服，需要外力推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压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有的国家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有的国家电力供应不上，这些靠民间力量，靠市场自发都是很难解决的，必须政府需要找出压制点，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