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形势波谲云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还十分突出，深化工业化面临着巨大的新挑战，中国工业化战略也面临着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的转变。

 

“去工业化”趋势的挑战

 

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收入呈现“倒U型”的关系，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人均收入不断提升，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就会下降。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约减少了2500万个岗位，欧盟国家制造业就业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步降低，这被认为是“去工业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发国家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言，会呈现出在更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去工业化”的典型特征事实。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制造业所带来的创新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去工业化”。反之，则是“过早去工业化”。如果说存在相对于“成熟去工业化”一段时期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过快，这可以被认为是“过快去工业化”。“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取代制造业的可能是低技能、低生产率、低贸易度类型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无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来替代制造业，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极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已从2015年的29.3%下降到2018年的27.6%，同期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42.2%提高到46.3%。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显示，2018年法人单位和个体户工业企业从业人员13195万人，比2013年末下降11.96%，而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了1344万人，占工业从业人员净减少量的75%。虽然第二产业和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工业比重的下降既有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也有经济“脱实向虚”的不利影响，呈现一种“过快去工业化”倾向。

 

基于国际上的经验，多数文献基本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以及“过快去工业化”问题，而近些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日趋严重也强化了对此的判断。课题组具体选取了全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占比从2010年到2017年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70个地级市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现了“成熟去工业化”的现象，69个地级市辖区人均GDP未达到10000美元的城市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

 

我国作为一个还未全面实现工业化、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脱实向虚”，并将制造业比重稳定在一个合适水平。中国人均GDP为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并参照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制定的25%的目标以及韩国接近28%制造业比重，在2025年之前的整个“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到203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至少应保持在25%以上。

 

全球化大变局的挑战

 

中国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了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在促进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推进了全球包容可持续工业化进程。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与2005年相比，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提高了13.2个百分点，比重翻了一番有余，而所有工业化国家则下降了14.3%。在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2个制造业行业中，中国有14个行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一，7个行业居世界第二，1个行业居世界第五，有些行业的增加值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国家。

 

伴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化也出现了一些大变局，全球价值链出现了重大结构性调整趋势。基于合作、互惠、协商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规则正在受到侵害，多边主义贸易体系正在受到严重挑战，WTO的效率和权威性受到极大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势力正在增强。

 

OECD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虽然回流尚未取代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新增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同时，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急剧滑落为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由13%降至3%。随着全球价值链扩张态势逐步停滞，区域价值链分工作用日益凸显，也正在重塑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区域内“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谈判日益增多。

 

但有经济学者提出了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形”——超级全球化、民主政治与国家主权不可能同时兼得、三者最多得其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零”从长远看不可持续。在全球化大变局中，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美国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正在打破基于高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这将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普及促使本土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不断被削弱。同时，页岩油技术革命让美国能源成本大大降低，由石油进口国转而成为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发展中国家能源成本优势逐步难以持续。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刺激本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大力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本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的综合税负。加之“再工业化”的“创新政策”支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环境得到巨大改善。

 

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深度工业化形成了高端打压的竞争态势。加之我国国内产业转型提速，综合成本攀升，据课题组测算2002—2017年，多数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幅达到5—7倍，而同期劳动生产率总体只增长4倍，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加速了我国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来自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使得我国一直以来快速、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难以持续。

 

这种全球化大变局对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要在坚决维护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前提下，使未来工业化战略能够引领和适应这种全球化大变局。

 

新工业革命的挑战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工业革命呈现出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等特征。

 

面对新工业革命的世界性趋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成为大国角力的竞技场。虽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实力增强，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主要工业强国依托各自传统优势，也在不断夯实新经济的产业基石。这都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工业大国将进一步强化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政府作用，加大创新投入、融资支持等正向手段与针对竞争对手的投资审查、高技术出口管制等非关税措施并用，确保赢得新工业革命的产业竞争。

 

从近几年发展趋势看，“十四五”时期5G、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战场，也必然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5G是制造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技术，而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5G的商业应用价值，大大提高工业的研发效率、生产效率、工程化效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为改变制造业形态和结构的最重要动力。未来5G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新动能。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5G和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而美国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打压中国企业、破坏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和技术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加强强化其技术和产业优势，给中国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深化工业化进程带来极大挑战。必须看到，新工业革命给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这种机遇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必须积极迎接这种挑战，在这种大国博弈中深化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转向高质量工业化战略

 

面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面临的“去工业化”趋势、全球化大变局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挑战，深化中国工业化面临着新的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我国需要推动工业化战略从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

 

高质量工业化战略一定体现出五大发展理念要求，具有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需要、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的转变，实施高质量工业化战略，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工业化动力转变。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高质量工业化要求实现发展动力机制的转换，无论是应对全球化之大变局，还是迎接新工业革命挑战，都需要提高创新能力。这要求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工业化的创新驱动机制，促进中国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进而形成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围绕实体经济供给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我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但我国还不是实体经济强国，从企业、产业和产品各个层面我国实体经济供给质量都有待提高，这还加重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去实向虚”倾向。因此，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向高质量工业化进程转变，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上，这也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也要求以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为核心。

 

第三，实现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高质量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坚持把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牢牢把握信息化这个大的创新发展方向，推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技术创新和扩散；把握融合创新发展大趋势，以融合创新促进“四化”协调发展。融合创新发展要求重视对通用和共性技术的创新，重视对通用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当前制约我国融合创新发展的主要是竞争前技术的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复合型人才缺乏，“四化同步”发展要求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化导向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有利于提升“四化同步”水平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第四，以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为先导推进可持续工业化。绿色制造将绿色设计、绿色技术和工艺、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供应链、绿色就业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优化。绿色制造对于绿色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重要支撑部门。因此，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一定要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壮大绿色企业、强化绿色监管等措施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进而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第五，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协调各区域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流动，化解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是工业化进程包容性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的基本内容。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中，首先重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无疑对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包容性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保护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推进，资源要素在各区域配置更为合理，区域要素供给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化经济体系区域布局将逐步形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