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将何去何从？

中国经济时报 / 2020-07-24 10:04:17

原标题：疫情进一步强化中国推动全球化的作用

全球化倒退趋势大有加速之势，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反全球化力量。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将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最高层的回应掷地有声。

习近平总书记本周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表示，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

全球化的发动机变为去全球化的主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无论是深度、广度，甚至是主权让渡程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事实上，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动机，且超级全球化的超额红利事实上都被美国拿走了，但现在美国为何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全球化的超额红利巨大，贪婪吹起了科技和金融泡沫，制造了全球非理性和虚假繁荣，导致经济越来越脱实向虚。一旦泡沫破灭，全球化红利最大受益者成了全球化利益的“受损者”。从这个角度看，反全球化在西方获得了不少支持。

超级全球化的整体效率越高，全球化红利越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公平程度就越高。当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利益受损者就会起来反对超级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对本报记者说，可逆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冷战结束以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出现逆转；2016年之后，全球化倒退迹象更加明显，最突出的是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一系列反全球化贸易政策。

历史经验说明，全球化在增进各国经济黏合度的同时，如果不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解决好经济黏合度内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破坏性机制出现，

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

疫情产生新的反全球化力量

姚枝仲向本报记者分析认为，反全球化力量并没有因疫情受到削弱，反而因疫情得到强化。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会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短期经济衰退和长期经济低迷，发达经济体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意愿更加迫切，其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希望得到保护的要求更加强烈和急迫，因收入不平等和制造业衰落等因素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也会因疫情而得到强化。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可能趋于向好发展，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将趋向于恶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可能加剧，由此而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同样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

而且，疫情暴露了供应链全球配置所产生的脆弱性。追求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可能会因防止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而将供应链更加收缩于一个国家或者更少的国家之内。

疫情加深了经济物资的国家安全属性，诸如口罩、医疗防护用具和救治设备等过去可以依靠市场获取并进行储备的物资，在疫情引起的国家安全风险面前，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国家安全属性。

姚枝仲表示，为降低供应链全球配置脆弱性和降低战略物资全球获取的国家安全风险，各国竞相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为疫情后的反全球化注入新的力量。

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疫情强化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并逐步成为推动全球化总体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具有更大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中国抗击疫情和迅速恢复经济的实际绩效远好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因而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具有更大说服力和影响力。中国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外投资能力，持续增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能力。

疫情后中国仍有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意愿。中国对闭关锁国不良后果有深切体会，因而坚定地将对外开放当作基本国策，当作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

姚枝仲提醒，疫情凸显了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作用，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等国家对中国战略竞争而产生的对全球化的阻碍作用。

中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能更充分地挖掘全球化的好处、更好地管理全球化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则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就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中国所产生的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会更快地反超反全球化的力量，并推动全球化走得更稳更顺畅。

中国重点应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面对波涛汹涌的去全球化趋势，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表现为效率提高；那么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则到了下半场，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遇到反全球化的阻击。

张燕生强调，下半场的经济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大国冲突可能日趋激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会高频率发生。对中国而言，重点应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即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的改革，推动国内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积极推动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主导，形成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的新开放局面；积极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以深化东亚生产网络为首要，形成本地需求、本地创新和本地宏观政策协调的新产业体系；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跨境创新网络建设，形成科学、技术、创新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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