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疫情发生以来，外贸走势受到各方关注，能否稳住外贸基本盘事关全局。令人欣喜的是，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外贸成绩单亮眼，6月份外贸进出口数据双双实现正增长、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等等。但是，未来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外贸企业该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企业，以期解答。

 

 

随着2020年1-6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各项重要指标的公布，中国经济上半年呈逐步复苏的良好态势已经明确。而外贸出口数据连续3个月逆势转正，实现同比正增长，6月当月进口同比数据也由负转正，成为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向好的有力支撑。

 

“进口的转正反映出国内进口需求在稳步提升，进口量的增加和用电量的增加、货运量的增加都吻合，这说明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能在二季度实现正增长，外贸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协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外贸数据经过断崖式下滑，在上半年最后一个月出口、进口双双实现正增长，表现分外亮眼。

 

张建平认为，6月份进出口能够出现双增长，特别是进口能够恢复增长，除了控制疫情和复工复产两大基本因素以外，还有一些有利因素发挥了较大作用。在出口方面，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优势多、增速猛的作用。实施了贸易多元化，依靠新兴市场，特别是东盟的支持。利用出口转内销扩大贸易渠道。这些措施对于稳外贸、保住外贸主体以及稳定全球供应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进口方面，目前大宗商品的价格处于低位，我国抓住时机增加了进口。复工复产后很多中间产品进口需求在逐步恢复。跨境电商发展和海南自贸区免税购物额度扩大等措施，对于拉动国内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吕刚就6月进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进行了分析。他表示，出口反弹有两大支撑因素：一是海外防疫物资需求依旧旺盛，支持我国相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对出口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二是发达国家经济重启带来了外需企稳，带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电子产品出口表现改善。

 

他认为，6月进口增速由负转正，大幅超出预期，说明中央扩内需、稳经济的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宗商品包括原油、铁矿砂、铜及铜材进口量显著提升，国内汽车需求的复苏使得汽车及底盘进口降幅大幅度收窄，半导体进口增速的提高反映了手机和电脑产品出口增长带来的零部件进口需求。

 

“此外，一个特殊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就是前段时间因疫情受到影响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商品采购计划逐步恢复执行，中国从美国进口同比增长11%，增速比5月大幅提升近25个百分点。6月大豆进口金额增长72%，较5月大幅提升47个百分点，这也是一个支撑因素。”吕刚说。

 

 

尽管上半年外贸数据逐步企稳，趋势性向好显示出中国在复工复产、控制疫情，特别是稳外贸方面，方法得当效果好，但受访专家认为，对下半年出口形势的判断应该谨慎乐观。

 

张建平表示，一方面，贸易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波动本身比较大，并不能说明长期走势。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非常高，尤其是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政策。

 

吕刚表示，疫情毕竟对各国经济在短期内造成了沉重打击，即使有宏观经济政策的扶持，经济恢复的速度有多快仍是一个未知数。从我国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来看，虽然6月份继续改善，但是仍处在荣枯分界线之下，小企业的新出口订单指数还要更低一些，所以还不能指望出口形势很快实现全面好转。发达国家的疫情仍然有反弹的可能。美国疫情不容乐观，有可能再次被迫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近期有新增病例反弹的苗头，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

 

但吕刚认为，下半年我国出口仍存在一定的有利因素：一方面是在新冠疫苗研制成功并大批量生产之前,全球对防疫物资的需求还会比较大，医疗物资出口有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应对疫情而出台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其对宏观经济的刺激效果将逐步显现，帮助经济企稳回升，带来进口需求的增加。

 

 

面对疫情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我国下半年应该如何稳住外贸基本盘，为我国经济加快复苏提供动力？受访专家给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张建平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苦练内功，“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政策层面，一方面要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行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加快自贸区经验在全国的复制推广。另一方面要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普惠金融，降低外贸企业成本，提升竞争力。

 

在企业层面，张建平表示，要支持外贸企业更加主动地利用已经签署的，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拥有优势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大，在危机时候显示出了很大作用。要鼓励外贸企业通过扩大跨境电商使用范围，发展外贸新模式新业态来积极应对当前复杂的形势。鼓励外贸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现在发达国家需求的恢复还需要时间。相较而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受到我国投资项目和大型基建项目的带动，贸易潜力非常大。鼓励贸促机构和行业协会能积极与外贸企业分享信息，帮助企业抓订单，规避风险。

 

吕刚建议，应继续落实已出台的各项稳出口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增设跨境电商综试区、减税降费、稳岗纾困等措施。利用好各类开放高地，包括自由贸易港、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坚定不移地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夯实出口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应瞄准全球最高水平、加快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提升外贸企业营商环境的便利度和透明度。

 

 

欢欣鼓舞，2020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数据好于预期。不过，发展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外贸形势依旧严峻，身处其中的企业该何去何从？

 

 

据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介绍，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1.7个百分点。而且，6月份出口、进口还双双实现正增长。

 

在经济持续低迷时，进出口数据提振人心，但也不乏担忧的声音出现：“相对于出口数据下降，进口还多下降了0.3个百分点，海外新冠肺炎疫情还不明朗，未来进口增值能否持续？”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外界环境来说，中国的进口能实现正增长是不错的成绩。

 

“中国进口数据尤其是进口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其一，商品价格。如果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非常大的下跌则影响明显，但目前来看，只是在疫情暴发的初期、中间阶段，原油、矿产出现了价格下跌，现在已经逐步开始恢复。其二，国内消费品、资本品、中间产品的需求。中国整体的复工复产进展还是顺利的，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基本也会慢慢恢复正常水平。综合这两个方面来说，对下半年中国进口的表现比较乐观，应该能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梁明说。

 

对于一些关键材料进口困难是否会给国内产业带来障碍，梁明表示，我国进口商品种类广泛，存在国与国替代，再加上进口产品需求存在动态变化，不断有新技术出现，所以影响不会太大。

 

详细分析上半年外贸数据，出口自4月份起到6月份，连续三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进口在4月、5月份出现两位数降幅后，也于6月份“转负为正”“。外贸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梁明表示。

 

那身处其中的企业是否也有同感？北美枫情木家居(江苏)有限公司CEO余光明告诉本报记者，疫情让外贸变得艰难，的确给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差不多影响了一半的成交额，2019年外贸的成交额是9000多万元人民币。不过，我们及早调整了策略，大概早于行业内其他企业1个月左右就转战国内，因此，整体平衡下来对业绩没有太大的影响。现在复工复产逐步正常，而且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也很给力。预计2020年全年经济效益还比去年好一点。”

 

 

尽管上半年外贸形势好于预期，但还不能掉以轻心，正如李魁文指出的，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下降4.9%，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将下降5.2%，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贸易组织预计，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13%至32%，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将下降20%。

 

“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叠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下半年进出口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李魁文说。

 

梁明则更乐观一些：“中国经济、中国贸易包括世界经济都有非常明显的复苏迹象，尤其是中国，中国的用电量、外贸数据都有着很明显的体现，从这点来看，中国今年全年外贸即使是以美元计价出口依然存在正增长的可能。”

 

梁明表示，疫情对于经济的打击，是一种短期的影响，可能对全球生产格局产生影响，但不会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那么大。因此，一些国际机构对于2021年的预测是大幅增长。

 

面对外界环境，外贸企业该如何应对？余光明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外贸环境未来还很复杂，但业务还是要做的，不仅仅是因为外贸的现金流比较好，还在于想要生产出更高规格的产品，国外流行的趋势和产品外形还是要了解的，这样才能促进内部的改善创新，毕竟发达国家的要求更高一些。“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也需要一个严格的客户或者对手来督促。所以从各个方面考虑，我们不会放弃外贸业务。”

 

对于如何拓宽外贸业务，他分享了自己企业的做法：“我们的客户已经分布10多个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未来要通过增加产品的品类，在保持现有客户的同时继续拓宽市场。尽管有反倾销存在，但目前只是针对橱柜、地板，就尽量规避这两种，争取东边不亮西边亮。”

 

尽管这只是一家企业的做法，但是见微知著，其他行业的外贸企业可以从中有所收获。事实上，随着最困难时期的过去，国家政策的扶持，相信保持外贸业务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多条腿走路必不可少，扩展国内市场也是降低企业抗外力风险的不二法门。

 

 

 

今年上半年，在全球贸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处于低位运行时，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却延续了增长态势。据海关总署统计，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2.09万亿元，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是什么？为我国进一步稳外贸带来哪些思考？下半年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进行了专访。

 

 

中国经济时报：上半年东盟能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原因是什么？

 

翟崑：今年上半年，东盟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东亚合作启动以来，东亚生产网络良性循环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今年上半年的逆势增长也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贸易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南北贸易”模式，也就是日本向东南亚经济体出口零部件、中间品，后者加工后向美国等发达市场出口制成品，即所谓的“三角贸易”。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衰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宽松的政策监管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等优势逐渐显现，中国沿海地区开始承接四小龙的产业以及欧美日的大量投资，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然后出口至欧美，也就是“新三角贸易”。

 

“新三角”的出现意味着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而贸易流向也从日本转向中国。换言之，东亚其他不发达经济体逐渐成为区域内零部件的供应者，而中国成为资本品的吸纳者。这就是近些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量不断提升的结构性原因。

 

但在新三角贸易中有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因素，那就是外部市场。无论是“老三角”还是“新三角”，一个始终没有变化的因素是区域外市场——美国。东亚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一直依赖于外部市场对终端产品的需求，内部缺乏一个能够推动区域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虽然东亚各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实体经济却备受打击，很大的原因是美国市场需求的波动。

 

从那时候起，无论是中国还是东盟国家都在国内进行经济结构性调整，把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作为地区合作中优先考虑的目标，比如中国加快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和全方位的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创造新的增长点，拉动内需，而且大大改善了供应链的效率。

 

 

中国经济时报：对东盟进出口的持续上升给稳外贸带来哪些思考？下半年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对东盟进出口的增长，原因是什么？

 

翟崑：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近些年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带动区域内零部件及制成品等双边贸易的增加。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影响了中国对美出口，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却加快了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以及供应链由全球化向区域化转变的速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措施得当，且较快复工复产，进一步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

 

在疫情前景不明和贸易保护主义依旧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可能还是需要将重心放到周边国家，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就各国开放政策进行沟通和协调，促进通关便利化，加快供应链的疏通和管理，保障货物、服务和人员的持续流通。

 

下半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对东盟进出口的增长将有赖于三个条件：疫情的管控力度，是否能够持续保证疫情在可控范围之内；供应链能否尽快得到有效治理，对于断链或是链条受阻等情况，尽快进行沟通与协调，加大复工复产的力度；地区安全问题是否能得到妥善解决，规避地区安全问题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经济时报：下半年要持续稳定并扩大对东盟及“一带一路”的贸易，您有何政策建议？

 

翟崑：基于以上的客观条件，有以下几个可以努力的方向：首先，持续扩大地区卫生合作，坚决打赢抗疫攻坚战，不仅要控制住疫情，还要持续稳定住疫情，这是复工复产、稳定双边贸易的前提。中国与东盟各国应加强疫情信息共享、病例追踪技术的分享，不让疫情再次打断生产节奏。

 

其次，加强产业链及供应链上的危机管理机制和预警机制。此次疫情的暴发对供应链治理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在疫情还未完全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应持续加强风险管理和风险预防。即使在有类似风险暴发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证不停产不停工，持续生产作业，保证供应链畅通，这是政府和各企业家协会需要共同克服和解决的难题。

 

再次，持续加强区域安全问题的沟通与协调。目前，疫情问题的政治化、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安全问题的政治化已经成为常态。当前国际环境更加恶化，在此背景下，经济贸易必然首先受到波及。中国应发挥主动塑造的能力，加强同各相关方的沟通与协调，在东亚峰会等多边框架平台下加强与亚太及印太主要大国的协调，避免战略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