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行走在钢丝绳上的U型复苏

 

（一）全球战“疫”陷入持久战概率增加

 

自3月11日世卫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截止6月3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50万例。年初以来的全球“战疫”，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快速下降，疫情趋于稳定，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疫苗批量生产全面上市之前，全球疫情拐点远未到来，“战疫”陷入持久战的概率明显增加。

 

一是全球疫情“新震中”仍在形成。3月份以来处于疫情中心的欧洲和东亚国家，疫情防控成效明显，二季度陆续已过峰值进入平缓期，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的比重基本没有提高，表明新增确诊病例没有增加或增加很少。但是，3月份以来同样处于疫情中心的美国，目前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比重仍处于上升阶段，经济重新开放后新增确诊病例再次爬升；与此同时，拉美地区的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南非、埃及，以及南亚地区的印度等国，正在成为疫情的“新震中”，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比重快速提高（见图1）。在新老疫情中心叠加影响下，全球每增加100万例确诊病例数所需时间，正在不断刷新纪录，由4月份之前的74天，缩短至5月份11天和6月份的6天。

 

二是疫情面临第二波爆发的风险。全球“战疫”下的大封锁，使各国经济不堪重负，当前全球各国和地区陷入挽救生命和挽救经济的两难抉择中。部分疫情峰值已过的国家和地区，加快了经济重新开放的进程，复工复产复商复学等陆续启动，行走在经济复苏和面临疫情再次爆发的钢丝绳上。以往疫情经验表明，由于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性，疫情在经历一个高潮后消退，几个月后有可能卷土重来，如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第一波疫情在1918年初席卷美国，1918年9月的第二波疫情影响程度要大得多，第三波疫情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近期世卫组织（WH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也提示了经济复活过程中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因此，疫苗似乎是目前“最好的出路”，在疫苗批量上市之前，全球“战疫”持久战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

 

（二）预计全球经济呈“U”型复苏

 

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严重，“地球村”大封锁下人流、物流受限，消费、服务产出显著下降，全球贸易萎缩，全球经济出现同步、深度衰退。6月份IMF在最新的全球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经济活动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比预期更大，产生了更严重的‘创伤’（对供给潜力的破坏）；以及生存下来的企业加强必要的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措施，对生产率造成打击”，IMF继续下调全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GDP增速由4月份的-3.0%下调1.9个百分点至-4.9%，并指出“疫情发展的根本不确定性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妨碍对风险平衡状况做出判断”“预计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全年GDP增速预期。

 

但从经济发展的边际变化看，随着疫情防控的采取和疫后经济活动的重启，疫情对全球前几大经济体影响最重的阶段正在过去。如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最低点，中国出现在3月份，欧元区、美国则在4月份，随后数月开始回升（服务业PMI走势也呈同样走势）。虽然美欧经济体PMI指数仍处于荣枯线以下，经济活动继续处于收缩区间，还在逐月变差，但变差的程度在逐月减弱，意味着疫情冲击对经济影响的最重阶段或许正在过去。部分国家重启社会和经济后，消费和服务业需求有望激活，复苏进程加快，但复苏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因此，疫情始终是影响和限制经济复苏的“拦路虎”，未来经济依旧严峻复杂，是行走在钢丝绳上的复苏，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于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预测，目前市场分歧较大，大致有三种判断，即“V”型、“U”型和“L”型。在确定到底是哪种形状复苏之前，有必要理解各种形状复苏的具体内涵，不要根据“V”、“U”和“L”的表面形状去作出简单判断。

 

所谓“V”型复苏，从经济规模看，就是经历疫情短暂冲击后，GDP水平出现一个缺口，但由于随后复苏力度大，不仅把这个产出缺口补上了，还使GDP规模重新回到了疫情发生之前的趋势线上；从经济增速看，疫情发生后GDP增速大幅低于往年平均增速水平，出现一个跳空负缺口，但疫后复苏反弹有力，经济增速水平大幅超过往年平均增速水平，出现一个跳空正缺口，接下来增速又逐步恢复到往年平均增速水平。与此对应，“U”型复苏就是产出缺口永久性的消失，经济没有恢复到趋势线上，而是低于趋势线并与原有趋势线平行发展；经济增速也只是小幅超过或回弹到往年均速水平。“L”型复苏，不仅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永久性消失，而且由于疫后经济增速水平低于往年均速，导致经济规模长期偏离趋势线发展。

 

那么这次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将出现何种形状的复苏？根据近期IMF、联合国、世界银行和OECD的最新预测，结果都一致性地表明，这次复苏将大概率是“U”型。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类似，GDP规模缺口可能将永久性地失去，疫后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线与原有趋势线平行发展。但与2008年危机相比，这次危机期间经济的衰退程度更深，反弹力度由于疫情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大概率不及2008年危机，这也是市场上有观点认为经济会出现“L”型复苏的原因。

 

（三）疫情中长期影响深远，避免“大封锁”下的“大分裂”

 

这次疫情的影响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增长层面，中长期影响更为深远，将波及到全球金融稳定、逆全球化、全球多边合作和治理体系重构加速等领域。

 

一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与金融的双重冲击，经济风险向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转化，陷入债务危机风险增加。

 

根据6月份IMF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在内）2020-2021年增长预测的下调幅度（3.6个百分点）超过了发达经济体（1.8个百分点）。全球疫情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巨大意外冲击，使那些已经背负高额外债、依赖大宗商品和旅游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高水平公共债务难以为继的风险，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增加。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偿付能力减弱，但融资需求大增，财政风险急剧提高。在债务偿付能力方面，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减弱。如2016-2019年发展中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远低于2005-2008年6.8%的增长率；其中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2016-2019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2005-2008年为5.7%。但在应对疫情防控下，外部融资需求方面要大得多，因为2019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政府债务在GDP中的比重，都要高于2008年，疫情防控导致财政支出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外部筹资需求将大幅提高。收支不平衡的急速恶化，使债务危机风险再次出现。6月份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部分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正面临着再融资风险，一些国家已难以进入市场融资。

 

二是导致逆全球化加速的根源性动因得到进一步强化。逆全球化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工作机会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兴起。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可能导致逆全球化的根源进一步强化。根据IMF和世界银行预计，经济规模的恢复大概率需要2-3年的时间。期间将导致失业率攀升，工作机会减少。发展中国家因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发达经济体因过剩流动性追逐现有金融资产而出现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造就更大的贫富鸿沟，为逆全球化提供了更多的土壤。此外，此次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等国的非合作行为，以及至少54个国家对医疗用品实施出口限制的举措，也为全球化蒙上了阴影，可能使更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只会带来公共卫生灾难，不能为意外冲击提供缓冲，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全球化。

 

三是疫情加大加深了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已有“裂缝”。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团结一致应对危机不同，在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出现各种非合作抗疫、“甩锅”舆情战、美国加速“退群”、贸易战等现象，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疫情非但没有把全球各国团结在一起予以解决，反而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器效果。背后深层次的大背景和根源，在于全球大国经济地位变迁过程中，全球治理秩序和体系需要重构。正如傅莹（2020）指出的，“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为此，6月份IMF也提出“应对疫情之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开展合作，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背后的经济问题，并弥补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