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疫情发展存在时间差异。欧日、美疫情已经先后见顶回落，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周期更靠后，且从发酵时长来看管控相对更差，疫情确认见顶回落最早6月才会出现，且尾部风险更高。即便是在疫情好转的国家或地区，由于疫情并不能彻底消失，这始终对经济活动存在抑制，因此难以看到“报复性消费”。

 

　　第二，发达国家普遍推出复工计划；新兴经济体存在分化，部分已开启复工，部分仍以抗疫为主，部分采取分层复工措施。复工政策目前仅仅是推动经济活动企稳，回升幅度较小，但预期改善较为明显。而参照伊朗、韩国的情况，疫情二次冲击的风险也是各国复工的重要考量。

 

　　第三，发达国家采取的刺激规模相对较大，新兴经济体刺激规模相对较小，且在流动性环境层面也相对差于发达国家，加之疫情延续时长可能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的程度可能也高于发达国家，因而预计未来复苏更为缓慢、力度更弱。

 

　　基于以上情况，预计新兴经济体二、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均处于底部，于四季度才出现明显改善；发达国家在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将有较为明显改善，但仍然难以达到疫情前的水平；总体而言三季度全球总需求和商品价格将有所回升，但回升力度有限；而四季度全球经济增速即使进一步改善，但水平也仍会低于疫情之前。进入2021年之后，考虑疫情基本受控和低基数的影响，全球经济将直接上升至明显高于潜在增速的水平。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接近U型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