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离不开GDP的核心指标。国内经济经过四十多年的中高速增长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地方经济的竞争性，表现在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高度依赖性，县域的竞争带来了招商引资和大量的产业布局，形成了规模效应，短时间内带来地方经济的繁荣，但超预期失速则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阵痛。

 

（1）任何对GDP增速的误解都是“虚无主义”。早期来看，国内GDP的增长充满了戏剧性，既有内部改革开放启动后市场经济各要素生产的驱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庞大的市场和健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加上全球化的自由开放市场，为国内经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时间和空间。GDP增速效应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投资者产业布局和转移，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各类资源，城市公共服务、营商环境和人口素质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过去一贯强调的“唯GDP论”具有批判性，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消耗了大量资源，牺牲了资源生态，而且给未来的城市治理、地方产业升级埋下了隐患和风险，这也是很多城市经济发展进入到瓶颈期的原因。忽视创新和技术，失去控制的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等，给地方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县域竞争”的优势则成为了劣势，滋生了腐败，最终破坏了GDP增速的环境。

 

余永定教授曾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要保持中国的长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目前，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路线图已经发布，提出包括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等重要指导意见，表明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到实质性的改革阶段。打破过去行政垄断资源和不合理的限制，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从结构性的改革层面破除GDP增长放缓的困局。

 

（2）没有GDP增速支撑，财政赤字难平。财政部最新公布数据显示，1-3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984亿元，同比下降14.3%。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157亿元，同比下降1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24827亿元，同比下降12.3%。受疫情冲击，财政收入大幅萎缩，对于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定掣肘，宏观经济调控将需要调整，应提供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从财政收支的结构体系进行变革，而各地方GDP增速的修复和预期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合乎实际的增长预期和精准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得益彰。

 

目前部分学者建议取消GDP增速目标设定，也有如刘世锦教授强调的“相对增长率”等新的概念，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核心命题。对于刚刚突破人均GDP1万美元的中国而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存量的结构性调整离不开GDP增速的支撑。在疫情冲击下，原本处于周期性下行趋势的GDP增速更是“雪上加霜”，这种非常时期，需要冷静客观面对下滑的趋势，并且看到近期各项指标恢复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