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时刻。根据笔者《GDP-6.8%：经济回暖需跨过三道关卡》、《“六保”的关键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本次疫情至少会分阶段地从三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

 

　　第一重冲击是国内供给侧的冲击，即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新低。当然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国内供给侧的冲击会逐步缓释。

 

　　矛盾向第二重冲击转化，即需求侧的冲击。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源于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企业与居民对经济前景不确定加大而导致的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阶段，新出口订单需求的明显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冲击，即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化危为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产业链转移的声音，欧美国家希望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以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也会加大中长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三重冲击之下，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笔者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恢复正增长已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政策保证下半年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的增长也将面临较大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若要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目标，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断加大，4月1年期LPR调降20BP，尽快推动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当前应对危机，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罕见地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红线，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至5%，以缓解财政收支困境，为后续刺激政策留足空间。

 

　　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非常时刻，建议特别国债发放规模可达到3万亿，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发行方式方面，当前有讨论认为国债发行可以通过央行扩表直接购买来实现，即财政货币化。在笔者看来，财政货币化未尝不可，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然充足，建议优先用足现有政策空间。

 

　　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早在3月初，笔者便发文《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提倡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当前随着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费券”在全国多地广泛实践，客流明显回暖。此外，在失业率上升、居民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也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作为辅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此外，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快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如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养老托幼基础设施等，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

 

　　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当前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负担仍然较重，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持续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2019年建设计划近乎腰斩；近两年房价整体保持高位平稳。这导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财富效应缩水，对其消费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无房刚需一族因购房储蓄需求而减少消费。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解决无房刚需一族的问题，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以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产业链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遭遇较大生存压力，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同时，汽车消费遭遇疫情重创，未来可以降低汽车购买方面的限制，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面对外部供给侧的影响，重点应当保障中国依赖度较强的大宗商品供应，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实现“六保”，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