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复工遭遇需求约束，重建消费驱动内需。在疫情冲击之下，消费活动受创较为严重，前两月缩水约为两成。随着国内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3月以来工业生产持续改善，但由于需求仍处低位，企业缺乏生产意愿，因此需要扩大需求摆脱困境。当前海外疫情扩散形势严峻，外需陷入低迷，托底经济需要依赖内需，而消费已成为内需的首要驱动力。

 

促消费有哪些实招？促进居民消费的路径无非两条：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二是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而居民收入本身又和经济增长强相关，因此，需要通过补贴或者减税的方式来带动收入修复和消费回升。定向补贴居民收入，消费券重出江湖。首先，提升居民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居民派发现金，包括调减个税，但我国个人账户未完善，且个税覆盖人群有限，减征对消费意义不大，可以考虑定向补贴。比如为出口欧美企业提供阶段性的员工工资补贴缓解压力；再比如补助失业人员，据我们估算，如果准备2000亿元的失业补助金，就可以抵御4%的失业率上升压力。对消费端我国最常用的补贴方式有二：一是针对居民购买特定消费产品的补贴，这在过去促消费政策中使用频繁，如家电、汽车下乡等；二是通过发放消费券来补贴居民消费，目前已在多地市落实，覆盖群体范围较广但抵扣额度有限。从历史上看，两者多在消费失速下滑时期出台，短期政策效果显著，但长期容易透支需求。减税优惠可以重启，拉动消费效果显著。其次，还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来降低居民消费负担。过去为了促进汽车消费，曾经实施过的小排量车购置税率优惠政策效果显著。而车辆购置税并不是我国的主要税种，考虑到汽车消费较强的带动作用，可以考虑重启税率优惠政策，带动汽车销售回暖。减税和补贴政策财政效果不同，前者会带来财政收入增速走低，而后者需要财政收入提升作为支撑，并且减税政策调整门槛高于补贴。提升消费意愿，效果事半功倍。再者，注重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可以放大促消费政策效果。过去在部分消费领域存在管制措施，比如汽车限购压抑需求释放，而政策层面近来鼓励放松限制，可以考虑适度增加配额，而且这并不会对地方财政产生额外压力。但是，限购措施的放松需要相应配套如充电桩、车库等设施的完善，这也将带动相关投资需求。此外，部分消费不仅同收入水平有关，还需要时间投入，因而节假日期间消费活动通常较旺盛，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或延长假期来释放消费需求，比如落实弹性休假制度。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补足政府投入短板。最后，近期高层首次提到“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投入公共领域的政府消费能够减少居民相应开支，促进居民消费扩大，作为印证，政府消费的比重和居民储蓄率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政府支出存在差距，而通过政府消费补短板，不仅能促进消费回补，还能创造社会效益。

 

疫情冲击需求搁置，政策支持长期向好。聚焦两大领域，可选消费先行。展望未来，首先，我们预计政策将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两大消费领域：一是以汽车、家电为代表的可选消费；二是线下餐饮、文旅等出行相关服务消费。政策手段各有侧重，中央围绕补贴、减税。其次，在促消费政策措施的选择上，我们预计中央和地方层面将各有侧重。补贴收入和消费产品以及减税或将成为中央主要的政策手段，而消费券大概率不会全国推广。财政赤字扩大，支持消费激活。第三，促消费政策所需资金主要通过财政赤字率提升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来筹集。压抑需求释放，消费长期向好。最后，支撑我国消费增速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未变，随着促消费政策加码，前两月压抑的需求有望释放，全年可以实现4%-5%左右的消费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1-2月各项经济指标全面下滑。3月27日政治局会议指出，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将是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心所在。而消费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需的关键一环，应给予怎样的政策支持以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消费短期受创严重，前两月缩水约两成。在疫情冲击之下，消费活动受创较为严重，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下滑20.5%，缩水约为两成。特别是可选消费所受影响更深，例如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37%、金银珠宝类零售额同比回落也超过40%，而必需消费相对较为稳定。

 

复工进度提升，但受需求约束。随着国内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3月以来工业生产持续改善，复工进度也有所提升，截止3月2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接近99%，可以说基本实现全面复工。但需注意的是，复工并不等同于复产，由于下游需求依然处于低位，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生产意愿。

 

以汽车行业为例，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对全国8000多家4S店的调研，截止4月10日门店复工率接近100%，但是销售仅能恢复到往年同期的六七成左右。再比如在钢铁行业，其实由于春节期间并不停产，生产能力没有特别明显的下降，但是下游需求不畅使得库存明显高企，无论是钢厂库存还是社会库存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库存去化压力显著增加。因此，只有扩大有效需求，才能够使经济尽快摆脱当前的困境。

 

海外疫情扩散，外需陷入低迷。虽然国内疫情趋于缓和，但是当前海外疫情扩散形势严峻，截至4月12日全球（不包括中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170万，欧美为疫情重灾区，美国境内确诊人数超56万。而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普遍陷入低迷，2月开始摩根大通全球PMI综合指数跌破荣枯线，3月进一步下滑至不足40%，3月美欧日制造业PMI均已降至荣枯线下，外需下行压力加大。

 

托底经济依赖内需，消费成为首要驱动。在外需明显转弱的情况下，托底经济就要依赖内需，而内需中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一方面，15年以后，我国消费增速持续高于投资增速，19年社消零售增速虽然下滑至8.0%，但仍高于投资增速的5.4%。另一方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远超投资，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明显高于投资的31%。此外，促进消费需求的释放，能够推动企业收入的增加，尤其是与消费联动性较高并吸纳较多就业的服务业企业，进而达到稳定就业和提振居民收入的目的，重新启动收入和消费同步提高的良性循环。

 

 

促消费对于扩内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怎样的政策支持能够使得消费在疫情后得到尽快回补呢？

 

促进消费两端发力，居民政府缺一不可。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在观察消费时最常用的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还是在GDP所统计的最终消费支出中，其实统计范围都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个部分。这也就意味着，促进消费不仅仅是关乎居民部门的事情，同政府部门的公共消费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1 定向补贴居民收入，消费券重出江湖

 

增长制约居民收入，冲击打破良性循环。首先，我们来看居民部门，促进居民消费的路径无非两条：一是提高居民收入；二是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而居民收入本身又和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相关性，9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名义GDP增速走势高度一致。那么，在经济增长受到疫情冲击的当下，居民的收入水平难免也会受到影响，疫情打破了“居民收入提升-消费支出增加-经济增长强劲”的正向循环，进而拖累消费增速进一步下行。

 

补贴提振收入，减税降低负担。因此，促进消费回补要想办法使得居民收入端得到修复。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居民的方式，直接提升收入和消费；另一方面，政策还可以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降低居民的消费负担，间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能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

 

提升居民收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政府给居民派发现金，补偿居民在疫情冲击下的收入损失。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2万亿美元刺激法案（the CARES Act）中就包括给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个人派发1200美元的举措，日本政府也正计划向收入下降到一定水平的家庭每户支付30万日元。

 

个税覆盖有限，减征作用不大。但是，由于我国个人账户建设仍不完备，个人所得税也是主要由企业代缴，因此，直接派发现金难度较大。另外，18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修订，相继推出了提高个税起征点、优化税率级距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等减税举措，这其实就相当于给居民发放现金。而目前缴纳个税人数相对有限，根据我们的估算，税改后约在6000-7000万人左右，不足就业总人口的10%，进一步全面调减个税对促消费的意义不大。

 

欧美出口承压，考虑定向补贴。事实上，我们能够通过其它方式给居民收入以定向补贴。一方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虽然国内本土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秩序有所恢复，但海外疫情愈演愈烈，这就给外贸企业带来持续冲击，特别是占据我国出口超过30%的欧美地区，其严峻的疫情形势给出口欧美企业造成很大的经营压力。因此，可以考虑为该类企业提供阶段性的员工工资补贴，比如贴补出口额的10%，根据19年出口金额估算，半年大约需要3000亿元，若补贴1个季度，则需花费1500亿元左右。

失业人员补助，应对疫情影响。另一方面，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急需补贴的是那些因为疫情影响而失去工作的就业人员。人社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3月31日起“将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开通失业登记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这意味着手机就可以办理失业登记，并且将放宽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期限，部分此前不符合领金条件人员可以发放6个月失业补助金。

 

根据人社部公报，18年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 1266元，较17年增长13.9%，假设19年这一增速保持不变，则失业保险金月人均水平约为1442元。20年2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6.2%，较19年底上升1个百分点。而19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约为4.4亿，调查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约增加442万，对应半年的失业补助金发放383亿元左右。此外，我国还有2.9亿农民工，人社部18年给40.2万名失业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18.2亿元，人均4500元，假设这一标准保持不变，农民工失业率每提高1%需要131亿元失业补助金。两者合计，我国失业率每上升1%，需要大约514亿元补助金。

 

15年以来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均在5000亿元以上，如果准备2000亿元左右的失业保险基金或者财政专项资金，应该可以抵御失业率可能的大幅上升压力。

 

而从消费端去进行补贴，我国过去最常用的补贴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针对居民购买特定消费产品的补贴；二是通过发放消费券来补贴居民消费。

 

产品补贴使用频繁，汽车家电两大品类。对于特定消费产品的补贴，我国过去在促消费政策中使用得颇为频繁，比如最早于07年底开始试点的“家电下乡”、09年3月开始推出的“汽车下乡”和09年6月出台的“家电以旧换新”等措施。这类补贴措施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补贴产品往往集中在传统的耐用消费品，主要就是汽车和家用电器这两大品类；第二，补贴政策通常会设置退出期限，虽然根据实际情况会有延后，但总体上仍属于阶段性政策；第三，补贴政策不仅能够实现促消费的目的，还可以引导结构优化，例如针对节能产品补贴就有利于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消费券重出江湖，覆盖广抵扣有限。对于发放消费券这种补贴方式，过去曾在我国杭州、成都等个别城市有所采用，但是并未有全国层面的推行。这次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杭州、南京和郑州等多个省市再度出台消费券政策，补贴居民消费。从已经落实地市的消费券政策来看，首先，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多数并不设置户籍门槛；其次，需要满足一定的消费金额才可使用，且抵扣相对有限，最多不足100元，多数单笔抵扣不足50元；最后，消费券通常具有一定的使用时限，过期作废。

 

消费失速下滑，补贴集中发力。无论是产品补贴政策，还是消费券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都比较相似，概括起来就是“消费不给力，经济有压力”，比如家电和汽车下乡等产品补贴措施集中出台和推广的08年底09年初，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因全球金融危机冲击遭遇断崖式下跌，从08年9月的23.2%一路降至09年3月的不足15%，半年时间里下滑超过8个百分点。再比如09年杭州推出消费券政策时期，其消费增速也是探底至个位数增长。

 

政策效果短期显著，长期不可过分依赖。从历史上的政策效果来看，补贴在短期内成功地止住了消费的下行趋势，通常在补贴政策实施之后，消费会迎来比较明显的回升。但仍需注意的是，补贴政策并不是长期的“灵丹妙药”，不宜过度使用，过分依赖补贴很可能形成对消费需求的透支，而在补贴退出后相关消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例如汽车下乡政策退出后的11年，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仅有不足3%。

 

产品补贴针对性强，消费券使用范围较广。虽然政策出台背景和效果多有相似，但针对特定消费产品的补贴同消费券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一方面，从商品种类上来说，产品补贴更具有针对性，通常用于传统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家电，而消费券所涵盖的品种通常较为宽泛（范围过于狭窄的消费券近似于产品补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多用于居民的日常必需类消费；另一方面，产品补贴政策曾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均有出台，并可实现扶持特定行业发展的目的，而消费券政策仅见于部分省市，我们认为不适宜全国开展。

 

2.2 减税优惠可以重启，拉动消费效果显著

 

小排量车税率优惠，销量提升尤为显著。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减税的方式，来降低居民的消费负担。例如过去为了促进汽车消费，曾经实施过小排量车的购置税率优惠政策，即将1.6L以下排量乘用车的购置税率减半征收。从政策效果上来看，其对小排量车销量的促进非常显著，09年小排量车购置税税率降至5%，而在其它补贴政策的配合下，当年其销量增速一举升至超过70%，之后16年也曾经实施过税率减半政策，当年小排量乘用车销量增速也由15年的10%升至21%，后来随着该项政策优惠逐渐退出，销量增速由正转负、陷入低迷。

 

重启优惠回补消费，个税抵扣也可利用。汽车消费作为可选消费的第一大品类，其销量走势对于整体消费增速的影响非常显著，而车辆购置税并不是我国的主要税种，19年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仅有2%左右，因此，在当前消费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启税率优惠政策，带动汽车销售回暖，从而使消费能够快速回补。另外，19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教育、医疗等多项支出允许在税前进行抵扣，而为了进一步减轻工薪阶层的消费负担，可以考虑将部分消费支出增加到抵扣项目中来。

 

补贴还是减税，财政效果不同。减税与补贴政策虽然都能促进消费，但也存在着诸多差异：首先，两者对于财政的影响并不相同，财政补贴支出需要收入端的支撑，理论上会带来财政收支增速的走高，而减税则意味着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如果支出端不能从其它渠道得到补充，增速也会随之走低。其次，由于税收法定的原则，减税政策调整程序相对比较繁琐，通常中央层面才有权力去决策，而补贴政策门槛较低，地方政府存在实施空间。最后，减税政策具备总量性和普惠性特征，而补贴政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方便用于结构性调整。

 

2.3 提升消费意愿，效果事半功倍

 

再次，在修复居民收入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这能使促消费政策效果得到进一步放大。

 

限购地区需求不弱，适度增额释放潜力。过去我们在部分消费领域存在着诸多的管制措施，比如作为我国消费的“重头戏”，汽车的限购政策就明显制约了重点城市的汽车销售。目前我国共有七城一省实施汽车限购，主要限购地区中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和天津的普通车牌个人摇号中标率均不到1%，以竞拍方式进行的上海地区，个人中标率也不到10%，这意味着限购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候补需求。从月度有效申请人数看，北京2月普通车牌有效申请人数高达335万，广深的最新申请规模也在百万水平，加总七地，全国普通车牌轮候需求预计超700万规模。因此，适度放松限购限制、增加指标配额，将能够有效促进汽车消费需求的释放。

 

政策鼓励放松限制，广杭两市率先落地。2月15日，《求是》杂志重要文章指出“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3月31日国办发文提出要“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为响应国家号召，杭州已明确20年增加2万个小客车指标，广州强调加快落实19年6月的10万个新增配额，上海也在3月环比增加了个人客车额度约4千个，其它地市也有望跟进。此外，通过放松限购的方式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地方政府财政不会产生压力，甚至在拍卖车牌地区还会补充政府收入。

建设配套设施，拉动投资需求。但是，限购措施的放松乃至解禁，也需要相应配套政策的完善。目前汽车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困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污染，二是拥堵。污染问题通过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而这不仅需要在牌照上给予支持，还要进一步加强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拥堵问题的解决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日本曾出台了多部法律，对“一车一位”、“道路禁停”作出严格规定，在城市建设上要求新建或改建建筑物时，必需配备相应数量的停车位，在繁华地段鼓励修建立体式停车场。我们的道路拥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车库配备不足，很多老旧小区因为历史原因没有修车库。因此，为应对限购放松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也需加快停车设施的建设，着力“疏通”道路拥堵问题。这无疑也会形成对投资的拉动。

 

服务消费回补，需要假期配合。此外，部分消费不仅同收入水平相关，还需要时间投入，因而节假日期间消费活动通常比较旺盛。06年以来我国十一黄金周期间的日均消费额普遍在全年日均消费额的1.5倍以上，19年更是接近2倍。在部分服务消费领域，假日效应则更为显著，19年国庆档日均电影票房收入是全年日均票房收入的3.6倍。今年前两月消费增速显著回落，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疫情阻碍了春节假期消费需求的释放。所以，可以通过适当增加或延长假期来释放消费需求，比如落实弹性休假制度。目前已有数省提倡延长周末假期以促进消费回暖，浙江省发布的提振消费举措就包括鼓励实施一周4.5天弹性工作制，江西省也计划在二季度试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

 

2.4 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补足政府投入短板

 

合理增加公共消费，高层会议首次提及。最后，针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消费领域，我们也可有所作为。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这也是近期高层会议中首次提及这一概念。公共消费作为政府开支中具有消耗性质的支出，与居民消费合计为社会最终消费支出，这也就意味着增加公共消费本身就能直接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

 

公共消费加大投入，解除居民后顾之忧。而更为重要的是，投入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政府消费，事实上可以帮助居民减少相应的开支，从而对居民消费的扩大也有帮助。我们观察到政府消费的比重和居民储蓄率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01年开始我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出现大幅下滑，而后保持在低位，同期居民储蓄率则持续攀升，而随着10年开始政府消费占比的回升，居民储蓄率也呈现掉头下行的趋势。这意味着政府消费的提升能够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高消费支出的水平。

 

部分领域有差距，政府消费补短板。虽然我国政府消费分项数据难以获得，但通过与发达国家及地区政府支出结构的对比，我们发现，在一些公共品投入上，我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根据IMF统计，17年我国医疗卫生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仅为3%，与美国差距高达6.3个百分点，公共教育投入上也较美国逊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也凸显出我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尚存的诸多短板。而通过增加短板领域的政府消费，不仅能够促进消费的迅速回补，还能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

 

 

当前各地促消费政策已经陆续出台落地，后续还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

 

聚焦两大领域，可选消费先行。首先，我们预计，政策将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消费领域，目前来看，或将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汽车、家电为代表的可选消费。从20年前两月数据来看，必需消费增速相对稳定，但可选消费下滑尤为明显，而汽车和家电作为占比前两大的可选消费，其销售情况回暖将带动可选消费整体快速回升；二是部分出行相关服务消费，如线下餐饮、文旅等领域。今年春节期间全国票房增速下滑了99%，而访港旅客同比下降了85%，受创远超商品消费。但是，这类消费失速根源在于疫情，很难尽快修复，需要疫情防控彻底结束并且有休假时间相配合。因此，相应措施的出台可能要晚于可选消费。

 

政策手段各有侧重，中央围绕补贴、减税。其次，在促消费政策措施的选择上，我们预计中央和地方层面将各有侧重。补贴居民收入或特定消费产品以及减税或将成为中央层面主要的政策手段，而公共消费领域补短板中央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消费券这种补贴方式大概率不会全国推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另外，在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上，地方政府具备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或将逐步放松消费限制以及安排弹性休假。

 

财政赤字扩大，支持消费激活。第三，前文所述的促消费政策，多数都需要财政资金投入，而在19年财政收入增速未达年初预算目标的情况下，财政收支矛盾凸显，3月27日政治局会议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赤字率提升、加码地方政府专项债和发行特别国债三个方面。我们预计，后续支持消费政策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率有望从2.8%扩大至3.5%，新增约1万亿赤字用于减税或补贴的方式激活消费；二是政府支出结构也或将有一定的调整，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从而提升公共消费水平。

 

压抑需求释放，消费长期向好。最后，从消费增速走势来看，过去我国消费长期保持在8%以上稳定增长，来自于城市化和消费升级两大动力，这一长期趋势并未发生变化。而我国居民财富中房地产配置比例较高，当前货币增速保持稳定，也意味着房价不会大幅失速，居民财富并未显著缩水，这保证了汽车家电等消费每年保持稳定。因此，随着促消费政策的加码和正常的经营秩序逐渐恢复，一二月份压抑的消费后续将有所释放，全年将可以实现4%-5%左右的消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