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疫情大流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

 

在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之际，中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

 

（一）实体经济遭遇外需冲击，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一季度国内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第一波冲击，预计经济超预期负增长。疫情全球大流行将对二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第二波冲击。全球大流行迫使美欧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封闭和隔离措施，而北美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疫情大流行将导致这些地区需求锐减，我国实体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外需萎缩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季度即便我国内需有所恢复，但外需下滑冲击也将明显抑制经济增长。

 

当前疫情在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蔓延，形成的扩散暴发式流行病曲线具有波浪式特点；测试技术、预防和治疗用药及疫苗研发正在快速推进，这些因素给未来国际疫情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对于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言，新冠病毒引发的国际疫情大流行有可能超过6个月并长期化，从而演变为季节性流行病。对于疫情的波动式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均应保持高度戒备，并做长期预案。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下半年及全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大。

 

（二）进口供应链中断风险加剧，企业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

 

在我国外贸结构中，中间品贸易占进口比重长期保持在60~70%，占出口比重也在40%以上。疫情全球大流行特别是近期美欧处于暴发期，不少企业停产停工，对我国来源于北美和欧洲的进口供应链将造成严重冲击。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机械设备、汽车与船舶制造、发电设备、航空航天、精密仪器、医疗器械、医药化工等领域处于我国产业链上游，是一些重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来源地。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我国进口供应链将存在中断风险。

 

（三）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企业外迁压力加大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发达国家产业战略布局调整以及各种“反全球化”势力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收缩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将中高端制造环节回流至本国，将中低端环节转移到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正在被逐步弱化，企业过快外迁压力加大。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疫情大流行冲击下，一些产业链一旦断裂可能永远无法恢复。一些跨国公司出于业务稳定性的长远考虑，可能调整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链条，以便降低对单一供应商和供应来源地的依赖。

 

（四）脱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返贫问题进一步凸显

 

2020年脱贫攻坚收尾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剩余约55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这本身是脱贫难度最大的人群。疫情全球大流行成为叠加在原有致贫因素上的又一个重大风险因素，可能将一部分已脱贫人群重新推向贫困，并可能产生放大效应。脱贫攻坚的存量扫尾和成果巩固将同时面临更多挑战。

 

一是全球性衰退将使社会性扶贫资源投入受到压缩，形成脱贫攻坚合力的难度加大。二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的增收机会减少，已形成的增收机制难以巩固，未脱贫者通过就业实现脱贫的渠道受到挤压。外需收缩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机会减少，一些尚未脱离脆弱期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车间可能会停摆甚至流产。三是居民消费更趋谨慎，乡村旅游等文化性消费受到抑制，贫困家庭从业收入相应减少。特色扶贫产品需求萎缩，出口受限迫使产能压缩，直接影响贫困户的变现能力。

 

（五）就业机会明显减少，特定群体就业压力明显加大

 

疫情大流行导致出口企业面临着大面积退单、毁单，制造业出口及其关联产业就业堵点将从疫情前期的“无人做事”转变为后期的“无事可做”，全球衰退对出口的冲击可能导致我国外贸企业出现失业潮，普通制造业工人和农民工就业将出现很大的压力。供应链局部阻塞或断裂，具有引起全产业链就业塌方的风险。

 

即便国内服务业、建筑业较大程度恢复，也难以快速抵消外贸企业的就业损失。疫情大流行还将削弱服务业提供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疫情暴发之后，不少企业已经取消了年度招聘计划，就业形势尤其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外部环境恶化导致岗位增长乏力，还将增大解决劳动纠纷、就业歧视等问题的复杂性。

 

（六）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外部金融环境骤变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剧烈冲击下，当前全球股、债、汇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均处于动荡期。美国股市暴发了历史性的四次“熔断”。美欧日及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均出现了20%～40%的跌幅。国际石油价格由55美元/桶一度下跌至25美元/桶以下。资金加速向安全资产聚集，具有标志意义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1%以下，全球负利率国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相比而言，国内金融市场尚且较为稳定，截止3月末上证综指仅比疫情暴发前下跌12%。一方面，全球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难以避免地会对国内资本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的资产价格容易出现暴跌，仍应高度关注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疫情防控阶段错位，人民币资产可能体现出阶段性避险属性，加之美欧央行量化宽松释放大量流动性，一段时期内海外资金可能加速流入我国市场，给跨境资本管理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