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债务余额累积增速放缓。在经历了 2016 年左右的急速攀升之后，家庭部门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一直呈放缓趋势，已经由 2017 年 2 月 32%的峰值下降至2019 年 10 月的 16.7%。但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这一放缓趋势有所减弱，相比于 2019 年初的增速，10 月的增速仅下降了 1 个百分点，而 2018 年同期增速比 2018年年初下降了 5 个百分点，在 2017 年的这一数字甚至达到 7 个百分点。短期贷款余额累积过程要滞后一些，在 2017 年，伴随着中长期贷款增速的放缓，短期贷款的累积开始加速，一年内增速上升近 15 个百分点，由 2017 年年初的 7%上升至 2018年年初的 21%。但随着监管的收紧，家庭部门短期贷款增速也呈现下降趋势，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增速已跌至 12%。家庭部门短期贷款的收紧遏制了短期债务进入房地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庭债务期限错配的问题。伴随着家庭债务的持续累积，短期贷款余额与中长期贷款余额之比基本稳定在 40%左右。

 

 

中长期贷款增速的放缓更多是基数效应所致，举例而言，即使同样增加 5 个单位，基数为 10 则增速为 50%，基数为 20 则增速下降至 25%。而家庭债务的新增额确实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居民中长期贷款累积新增额达到 4.97 万亿元，虽低于 2016 年同期 5.26 万亿元的峰值，但仅低于2017 年同期 212 亿元，甚至超过了 2018 年同期的累积新增额。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9 年前 11 个月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达到 32%，虽低于 2016 年与 2017 年房地产最火爆的时期值，但仍要高于去年同期的 31%。伴随着许多城市房地产政策的放松，未来家庭债务新增额仍然面临继续增加的风险。

 

与中长期贷款新增额的平稳增长不同，居民短期贷款新增额较 2018 年有大幅下降，截止到 2019 年 11 月，居民新增短期贷款累计达到 1.82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的 2.26 万亿元下降了近 20%。并且家庭短期贷款新增额在全部贷款新增额中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2019 年前 11 个月短期贷款新增额占全部贷款新增额的 12%，为 2017 年以来的新低。这一方面反映出监管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家庭收入增速放缓、家庭债务累积导致的流动性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扩大都在挤压家庭消费，家庭部门本身对短期贷款的需求也在下降。

 

家庭部门吸收了近一半的新增贷款。可以看出，2013-2015 年间，家庭部门新增贷款占比虽有波动，但整体稳定在 37%左右。但从 2016 年以后，这一比例开始迅速攀升，在 2016 年 7 月份甚至达到最高值 99%。随后虽然受到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家庭部门新增债务占比开始下降，但一直在 53%左右波动。以 2016 年为界，我国家庭债务的累积明显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相较于 2016 年之前，2016 年之后的占比提高了近 15 个百分点。除年初有较大波动外，2019 年家庭债务新增额的占比也稳定在 53%左右的平均值附近，并没有表现出突变的趋势。在实体经济不振，内外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家庭部门仍然是金融部门最看重的优质客户。

 

家庭债务的区域异质性有增无减，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区域家庭杠杆率（以家庭总贷款与家庭总存款之比指代）已经有12个省份超过全国67.2%的平均值。虽然由于各种投资类型产品的分流，此处住户存款有被低估的倾向，但由于中国家庭在银行贷款外，也有许多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因此，该指标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杠杆率的异质性，并且，课题组利用家庭总贷款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在所有数据可得的省份中，有 19 个省份超过 50%，福建省更是接近 120%，浙江、广东也在逼近 100%。同年初相比，仅有北京、上海、辽宁、甘肃四个省份的杠杆率有所降低，其余省份的杠杆率均呈增长态势。由此可见，只要房地产调控政策略有放松，家庭部门就会疯狂加杠杆。

 

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不仅使得家庭债务急剧累积，而且买房还掏空了家庭的储蓄，使得储蓄率开始逐年下降。利用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出，家庭部门的储蓄率已经由 2010 年 42%的峰值下降至2016 年的 36%。中国家庭从来都是高储蓄，在经济学界甚至有“中国储蓄之谜”的研究问题，但房地产市场却使得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开始降低。虽然今年以来家庭存款急剧上涨，每一季度的新增额都创 2015 年以来的新高，但由于家庭存款仅仅是家庭储蓄的一部分，并且该增长可能是由预防性储蓄动机加强叠加强监管使得家庭其他金融投资回流到无风险的银行存款导致，因此家庭部门整体储蓄率在近期是否回升不得而知。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到，受“四万亿”及其后的刺激政策影响，政府储蓄率降低的更多，由 2007 年的 40%下降至 2016 年的 20%，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通过维持高房价来维持土地财政的稳定，因此，房地产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侵蚀还远远没有到终点。

 

高涨的房价不但使得很多家庭成为“房奴”，破坏了家庭资产负债表，更是阻碍了很多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居者有其屋”日益困难。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以及流动人口特别多的现实，很多流动人口在其家乡可能有一套房子，但在大城市打工时仅能租房，因此，相比于房屋拥有率——即家庭是否拥有住房，住房自有率——即家庭是否拥有现住房，更能反映中国家庭的住房情况。利用 2019 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课题组描述了城市家庭现住房的产权情况，可以看出，从 2012 年到 2018 年间，家庭现住房是自有产权的比例由 86%下降至 74%，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家庭现住房是市场租房的比例由 2012 年的 5%上升至 2018 年的 13%，上升了 8 个百分点，占自有产权下降额的四分之三。这说明，房价过高使得很多家庭只能租房，买房变得越来越难，这也是社会上“丧”文化流行的一个原因，同时这也已经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曾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同时也可以看出，随着房价和房租的上升，单位提供房子，即公房的比例也在上升，而这无形中也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使得实体经济更为困难。

 

家庭资产负债表已经受到损害，房贷负担已经使许多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为了较为直观的描述房贷与家庭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课题组借助家庭居住地信息，利用 CFPS 数据构造了省级层面家庭房贷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指标，利用散点图来考察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家庭杠杆率与流动性约束在区域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杠杆率越高的省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课题组早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年中报告中就指出，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不但会降低消费，引起总需求不足，而且这一影响还会传导到企业部门，引起企业销售的下滑，使得企业被动加杠杆。

 

不但家庭债务在不断挤压家庭消费，在 2017 年的年终报告中，课题组就指出，收入差距的恶化也会挤出家庭消费，而近些年来，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利用 CFPS 数据，课题组发现，在 2018 年，基尼系数虽然略有下降，由 2016 年的 0.56 下降至 2018 年的 0.51，但对数收入方差却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由于基尼系数在计算时会放大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而对数收入方差在计算时会放大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因此，从二者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可能与中低收入群体呈现不同的演化趋势，进而导致基尼系数和对数收入方差的分离。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情况，课题组报告了家庭收入不同分位数之比的变动趋势。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家庭收入的 90 分位数值与 50 分位数值之比(P90/P50)，以及 90 分位数值与 10 分位数值之比(P90/P10)一直呈上升趋势，而 50 分位数值与10 分位数值之比(P50/P10)则较为平稳，甚至略有下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课题组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伴随着利率的持续走低，以房价为代表的资本回报率远远超过劳动回报率；二是伴随着产业升级，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高技能劳动者的劳动回报率也远远超过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回报率。由于高收入的家庭一般都是技能比较高，资本拥有较多的家庭，这就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越来越多，与中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发现，课题组还分别描述了农村和城市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增速情况，对城市家庭而言，可以看出，在 2018 年，除中等偏上户与高收入户收入增速进一步扩大外，其余各收入阶层的家庭的收入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是中等收入户的几近 2.5 倍。特别是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速在 2018 年降至 1.25%，考虑到通胀因素则收入不增反降。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城市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虽然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逐渐放缓，2018 年已超过中等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户。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除了由于“精准扶贫”等的财政转移政策导致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速在 2018 年有一个较高的增速外，其余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速在 2018 年降至 1.9%，仅略高于城市同等收入阶层者。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等收入户以下的家庭的收入均呈现增速下滑的趋势，这会使得本已被房地产掏空“六个钱包”的家庭流动性日益趋紧。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直接影响家庭总消费。由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当社会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较快时，高收入家庭并不会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但当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放缓时，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却会被拖累导致增速放缓，从而导致整体消费增速放缓。课题组早在 2017 年就警示过收入差距扩大对家庭总消费的挤出作用，在本次报告中，利用最新的 2018 年的微观数据，课题组构造了省级收入差距指标以及消费增速指标，继续检验了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影响。可以看出，一省基尼系数增加的越多，则该省消费增速降低的越多。通过其他收入差距指标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这也就说明，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挤出家庭消费。伴随着低利率以及劳动边际回报率的下降，我国未来收入差距面临继续上升的风险。

 

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降低消费增速，而且还会引起消费不平等的上升。可以看出，由于中低收入家庭对收入风险的自我保险能力的下降，收入冲击传导到消费中，也引起了消费不平等的上升。无论是采用对数方差，还是 P90/P50，P90/P10 等指标均显示同样的结果。消费不平等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当消费不平等过高时，容易引发“仇富”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熨平家庭受到的收入冲击，通过转移支付等提高家庭对风险的自我保险能力，降低收入冲击向消费的传导，维持社会的稳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家庭债务累积，还是收入差距扩大，都会挤出家庭消费，降低总需求。而课题组早在 2018 年就通过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之前的联动指出总需求不足的危害，而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的下滑，宏观杠杆率的高企等都可以看到总需求不足的影子。因此，课题组呼吁，对家庭部门，要继续降低个税税率，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社会保障力度，切实提高家庭的流动性，通过提高总需求带领中国经济顺利完成转型升级。

 

本文摘选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