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有这些预期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而且是通过释放政策潜力，激发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问题是疫情出现会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中国的经济运行轨迹。

 

首先是就业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降，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75亿人，比2018年减少了115万人。据有关研究大致测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就业人数从2014年就开始萎缩，截至2019年减少到了597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70万人；而2020年前两月萎缩了495万人。虽然外出农民工的数字从2018年的比上年增加81万，到2019年的比上年增加159万，但是相比于2017年的数字，还是少增加了91万。这个数字与城镇就业的状况显然十分不吻合。既然城镇就业出现了萎缩，农村外出打工的人口反而增加，可能凸显出统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就业下降相关的则是未来人均收入的下降，进而会大大降低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且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人口流入地区的就业下降，也会导致常住人口数量的下降，甚至会出现外来人口返乡潮。无论是因为就业的问题，还是因为对疫情的担心，大批农业转移人口回乡滞留会稳定一段时间。如果疫情的防控程度不会放松，那么人口流动的速度会大大降低。

 

其次是外贸肯定会出现负增长局面，至少要维持在长达3个月甚至半年期间。2020年1月－2月出口总值20405.8亿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速度为负15.9%；进口总值20831.7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速度为负2.4%。全球经济严重下滑是大趋势，但是疫情导致封闭国门，并影响到国际间交通和航运则是不争的事实。国际间采取封闭国门的政策对于外贸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贸订单。从广东和浙江以及江苏等外贸大省的情况看，许多外贸订单的取消已经严重影响到工厂开工，工人就业。外贸订单下降会影响中国的就业形势，这一点断断不可忽视。

 

再次，城市服务业遭遇严重打击，各类中小企业因债务和各种原因的破产和关门已经成为现实。城市各类自营职业的外来经营者已经因疫情被迫放弃了一段时间的经营，即使随着复工进程的加快，仍然没有稳定的经营预期。疫情防控措施对他们的管理以及严格限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下降和经营收益下滑。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应该是疫情灾难的最大损失方，而未来可能会定居和具有消费潜力的也正是这批人。他们未来的定居倾向和就业选择是否会发生变化，应该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受疫情影响的就业形势变化和大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也会关系到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按照过去的思路，城镇化政策可以激发一部分人的消费潜力，而这部分人正是这些长期在各类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人口。如果他们因疫情引起了经营不善和收入下滑，那么即使我们采取了促进落户的各项政策，也并不一定能稳定住他们原有的消费预期，甚至对于就业和定居的选择，也会出现仿徨的心理。

 

何况，在经济增长严重下滑的时期，城市财政能力也在相应下降，在这个时候很多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是否能保持原有水平已经不可预料，能否能真正落实落户政策也要打个问号，因为他们在经济向好的时候尚不愿意主动解决落户问题，可想而知在经济严重下滑时，阻力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