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让各国纷纷中断了贸易往来，引发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波折。人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粮食这一最原始的需求中。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和人口上限。今天的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19%的人口，创造了人类史的奇迹。而在这背后，则是一代代中国人千百年精耕细作的积累，和不断进步的农业知识。

 

 

中国的农业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年前。那时黄河流域开始种植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已经开始了驯服野生稻的步伐。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让中国原始农业诞生之初就存在旱作和水田的南北差异。

 

粟即小米，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原地区的主要食物来源。但粟米无论是产量还是热量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难以支撑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绝大多数人口的时间与精力都被限制在田地里，像发动战争、兴建大型工程这样需要大量热量摄取支撑的活动在当时极为艰难。

 

从距今3000年前开始，中国农业先后迎来了三个革命性的事件：

 

首先是营养成分更高、口感更好的小麦、高粱等作物传入中国，并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里逐渐取代了粟成为中国核心区域的主粮，并通过最朴素的育种技术填饱了更多人的肚子。

 

其次是金属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因为铜的贵重性，青铜时代的农具还是以木头和石料作为主要材料。但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自然界中常见的铁被大量开采并铸造成器物，铁制农具出现。虽然铁器质量还不高，但对付土壤和作物已经足够，带来了一场农具技术革命。

 

最后，铁器又触发了中国农业史的一次技术跃升：畜力取代了人力。

 

人力耕地的做法是用耒、锹等工具将土一块一块依次掘起来，在这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后退，耗费相当大的体力产出却很低。铁犁的出现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只需引导牛拖着犁向前行走，畜力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

 

这样的变革在战国时代完成。小麦-铁制农具-牛耕的模式，重塑了中国农业的面貌。从黄河中下游兴起的华夏先民，在越来越多的河谷地带进行开垦。从战国后期到秦汉年间，关中、巴蜀、河西地区先后成为中国的“新粮仓”。依托着这些“粮仓”，咸阳、长安和成都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都会。

 

“粮仓”扩容的背后是农作物结构的升级。当我们讨论稻、黍、稷、麦、菽这传统“五谷”的时候，粗粝的粟米已经不在此列。农作物品种的转变，空间的挪移，也带来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中国的农谚中有“水牛耕水田，黄牛犁旱地”的说法，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田稻作也伴随着铁制农具和水牛驯化开启了漫漫长路。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多次中原人口向南方迁移，给传统中原王朝核心区以外的南方地区带来了大开发的机会。原本在北方不受欢迎的稻米，也因为南方随处可得的水田而得到重视，最终变成了南方最重要的主食。

 

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带动了中国农业重心的南移。唐朝时代，扬州和成都并有“扬一益二”之称，它们身后的江南和巴蜀，都是举足轻重的稻米粮仓。靖康之役，北宋灭亡，宋室的南迁，让中国经济重心彻底转移到南方。这也意味着，长江流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粮仓”。

 

然而，北方先民在南方的垦殖并非一帆风顺。粮食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但原有的耕地掌握在先来者的手中，为了填饱肚子，开拓荒地就成为了新移民最佳的选择。这驱动了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又一次升级。

 

南宋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先民们尝试在在这一湖泊沼泽遍布的种植农作物，他们使用了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技术创造了独特的耕地——垸田。“垸”就是在湖泊沼泽地带修建的挡水堤圩，农民筑造垸将湖水分隔开，再在较浅一侧将水排出，得到可以种植水稻的耕地。

 

如何解决水的问题是水田农业问题的核心，不管是排水还是灌溉都难以直接凭借人力完成，中原河谷平原的沟渠引水技术在南方遇到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水车应运而生。

 

水车是中国古代提水机械的总称，有龙骨车、桶车等多种形态，其核心运行机理都是通过人脚踏或者牲畜绕圈做功的动力将水提到高处。一直到清末，垸田的排水、梯田的引水都还依靠水车这一传统机械。

 

如果说人力驱动畜力，是中国的第一次农业革命。那么人畜力驱动水力，就是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明清时期，在这种新技术的支撑下，围湖造田发展到了巅峰，大大充实了湖广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湖广熟天下足”替代了“江南熟天下足”，变成了中华晚期帝国农业留给后人的印象。

 

长江中下游历来是中国的粮仓，但在晚清以后的农业变革中，却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在南方，人畜力驱动水车的运用一直持续到清末。

 

19世纪初蒸汽动力抽水机传入中国，但最初并没有动摇水车在中国南方农业的地位。直到1934年全国大旱，当时省政府为了应对旱灾大量调集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取长江水灌溉田地，抽水机这一现代农业机械才开始普及。在南方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的最大障碍在于，小块破碎土地的分割，让现代农用机械缺少效率。

 

 

清代中国有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关键变化：

 

其一，中原和东北地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其二，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粮食革命”，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土豆等作物的传入，让中国出现了人口的大爆炸。

 

这意味着，关内的人地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虽然清政府为了保护东北“龙兴之地”，严令禁止汉人到东北开垦，但仍然阻止不了以破产农民为主的关内人口“闯关东”。19世纪下半叶之后，禁令逐渐放松，更多关内居民涌入关东。

 

“闯关东”移民的后代，和后来日本殖民东北留下的技术与器械，在客观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东北地区的大开垦提供了条件。建国以后，一代代英雄儿女奔赴东北，终于让昔日的“北大荒”成为“北大仓”。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和以袁隆平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育种、抗病虫等农业技术的升级，带来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虽然农业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现代工业也逐渐开始了对农业的深度渗透。然而，当互联网时代来临的时候，农业和新经济的联系好像显得有些疏离。在一些人眼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很难想象究竟能怎么与数字技术结合。

 

但作为一个应用面及其广泛的技术门类，数字化力量却不会放弃人类已有的任何文明成果。即使是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中也少不了信息技术的参与，这也将成为看似发展到瓶颈的农业迈入下一个时代的契机。从机械化到数字化，这可能就是中国农业的第四次革命。

 

举例来说，近五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从总量上看冠绝全球，但平摊到全部国民头上也仅仅是略高于世界平均，经不起太多浪费，它能为农民带来的收入也还远称不上可观。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打通城乡，让消费者和农业生产基地建立更直接的联系。“产地直供”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而数字化正是“产地直供”的核心突破口。在消费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汇集消费者的订单和需求，而在供给侧，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

 

阿里日前正式提出了“数字粮仓”计划，就是要通过“产地直供”的模式，完成中国粮食生产的数字化破局。互联网平台把农户和消费者紧密连接起来，让农产品能够以最高的效率打响品牌，也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最直接的实惠。

 

“数字粮仓”计划将覆盖100个核心产区，首批重点合作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北、山西、内蒙古、湖北，正是中国最重要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产区。对于这些农业大省而言，数字化是增长的新机会。

 

“数字粮仓”计划虽然刚刚才公布，但它的背后是阿里长期的助农实践。湖北随州的香稻，就是通过天猫的帮助打开了销路，还在去年年底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超过5000户农家由此实现脱贫。黑龙江绥化盛产玉米，天猫帮助普通的玉米升级为有原产地品牌的“鲜食玉米”，玉米的价值大大提升，净利润涨了25倍，原本不怎么赚钱的土玉米，变成了金玉米。

 

这两个成功案例的共同点，是它们击穿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把农民、农地、农产以最短的链路直接送到城市消费者的面前，使全国范围内的物资精准调动成为了可能。这背后的功臣，当然是淘宝对居家生活的深度渗透，和阿里驾轻就熟的全国物流链条。

 

这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农业技术的范畴，但它却有效地重构了农业的生产关系。这足以引发我们对农业升级的新思考：即使在现有的生产能力下，经过数字技术的升级，中国农业也可以得到幅度不小的优化。

 

当然，“数字粮仓”也成为订单农业的试验场。阿里巴巴聚划算有“聚土地”这项活动，允许大城市的客户预付一点费用就“承包”一块黑土地的出产，在收获季节特供“田主”家食用，还欢迎“田主”去当地“巡视”，大大增加了买米的乐趣。黑龙江省方正县的大米，就曾参加过“聚土地”，并不复杂的优化，也帮当地农民在播种前就找到了买家，省却了不必要的仓储、物流费用，使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生产粮食，收入也增长了10%左右。消费者买到了平价、新鲜的大米，农民也不愁销路，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双赢。

 

过去或许谁也没有想到，农业技术也能接受数字化革命，但它却真的发生了。

 

中国的农业已经经历了一万年的发展，从北到南，从黄河流域的粟米到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再到松花江畔的玉米，一次次农业粮仓位置的变迁的背后都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升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也许中国农业的再一次升级进程中，阿里巴巴推出的中国首个“数字粮仓”计划会有很重要的一笔。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国有粮，国人不慌”。坚实的粮食储备，成熟的数字技术，孕育了阿里“数字粮仓”，而每一家农户和每一位消费者，都将成为这一次数字化农业革命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本内容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