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然而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突如其来，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生活节奏，让经济社会几乎停摆。同时，这也正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表示，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可以说，中国就重大疫情防控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中国方案和答卷，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然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也暴露出我国在应急管理体系、政府治理等方面存在的诸多漏洞和制度缺陷，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完善和创新的迫切要求。”多年从事经济管理研究的钟瑛发现了问题根源。

 

在钟瑛看来，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有必要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与“十四五”规划体系全面、有效衔接。

 

 

钟瑛表示，一方面可以重点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面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分别纳入专项规划和部门规划，区域联防联控预案纳入区域规划，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另一方面应强化联合应急预案和区域规划的协调与衔接，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及应急处置范围往往超过了单一行政区划，有必要将联合应急预案纳入区域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等具有空间性和区域性的规划，增强大范围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疫情当前，倒逼反思。”钟瑛思考着：以此次疫情为鉴，有两方面尤其值得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一是要完善地方政府的信息收集、反馈和发布制度，在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能够具有观于“青萍之末”、察于“蛛丝马迹”的敏锐感知，重视专业人士的分析研判和理性对待民间信息传播，并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避免造成民众猜疑、社会恐慌；二是要完善重大事件的迅速行政决策机制，有必要补充制定关于特殊情况且原因不明的风险决策机制，在重大事件突发的情况下，迅速评估最坏的情况和结果，并迅速作出有针对性的决策。

 

“针对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推进都市圈内部资源和基础设施分布的相对均衡，十分必要。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投入，可以置于整个都市圈的范围内加以合理分配。”钟瑛表示，优化医疗资源分布和扩大公共卫生领域公共设施供给，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应对压力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市，也可以保障在中心城市遭遇危机时，不至于过于牵连次中心城市，从而在都市圈内部形成缓冲空间。

 

“此外，这次疫情突发，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仓促应战间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与不足。如，基层社区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家门口’医疗服务能力有限。”钟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和强化社区防疫共同体入手，改革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加快推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要突破这些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服务能力的瓶颈问题，需要各级政府正确认识理解“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的中央部署。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夯实社区公共服务的基础。同时，还应明确界定基层社会治理职责范围，让基层社区真正专注于与辖区内民生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事务，避免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超负荷运作困境。”钟瑛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