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经济外交广角镜·第21期 | 疫情冲击之下，跨国产业链面临重构压力

 

 

参考消息网4月8日报道（文/罗仪馥） 2020年3月，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多国生产活动中断，跨国贸易运输也有所阻滞，部分跨国产业链的运转被迫被按下暂停键，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开始调整原产业链的全球布局。截至3月31日，已有半数日本企业在美国、欧洲的工厂宣布停工，日立制作所和大金工业等企业位于马来西亚的工厂和日本汽车企业位于泰国的整车工厂也相继停产；韩国现代汽车、三星电子和LG电子等大型跨国企业宣布暂时关停其在美欧、印度等地的工厂。其中三星电子和LG电子已着手将部分产能转移至疫情相对稳定的越南等国；谷歌和微软正在加速将新手机、个人电脑和其它设备的生产环节从中国转移到泰国、越南等地。

 

综合来看，工厂停工只是疫情冲击之下的暂时性现象。在各国疫情稳定之后，由停工引致的供应链断裂与整体产业链停摆等短期危机也将迎刃而解。但此次疫情的影响可能并不止步于此。从长远来看，疫情暴露出的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各国政府与跨国企业对原有产业链布局的重新审视，疫情之后跨国产业链的全面重构也许难以避免。

 

生产“休克”：部分跨国产业链面临停摆危机

 

2020年第一季度，随着新冠疫情相继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暴发，由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处的环节不同，全球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也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

 

1至2月，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处于疫情的高暴发期，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活动被迫暂停。无论是以中国为原材料与零部件（或中间产品）供应地的跨国产业链，还是将加工组装环节集中布局在中国境内的产业链，或者将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市场的跨国产业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不少跨国产业链都出现了“断供”危机，生产“休克”现象开始由中国所在的产业链环节向上下游传导，其中以中国作为中间产品供应国的产业链（如汽车制造业、纺织业等）的内部传导情况最为迅速与突出。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韩国现代汽车在2月初宣布，由于从中国大规模采购的汽车零部件线束出现短缺，该公司将暂停其在韩国的生产，而韩国也是现代汽车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制造基地。受此影响，2月份韩国汽车总产量与出口量同比下降约26.4%和16.6%。纺织业的跨国产业链也出现了相似的难题。印度、越南等主要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高度依赖中国的生产材料供应，其中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4.6亿美元的合成丝以及超过1.4亿美元的配件，越南纺织业55-60%的原辅材料也来自中国，在中国纺织工厂全面停工的情况下，印、越等国的服装加工制造都面临材料短缺，无法按原进度生产的困局。

 

3月份开始，在中国境内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产能逐渐恢复的同时，新冠疫情却在世界其它地区迅速蔓延，其中以欧美最为严重，这对跨国产业链的运转与维系无疑又是一大重击。中国生产的“休克”主要冲击的是产业链上的供给一端，而欧美等地的生产活动一旦暂停，不仅影响全球产业链上知识技术与零部件的供应，还将明显冲击需求一侧，从而对跨国产业链形成“双面夹击”。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上消费环节的主要聚集地，随着这些国家生产活动受阻，居民收入相对收缩，消费需求也将有所缩减。自新冠疫情在这些国家暴发的近一个月来，欧美等国在汽车制造业与纺织业等多个领域已出现多起临时取消订单或暂停进口的案例。当然，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排除疫情大规模蔓延导致全球运输系统运行不畅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但欧美国家对相关消费品的进口量下降抑制了零部件的生产与产品的加工制造活动，导致产业链难以继续运转，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这种“一体式”的跨国产业链之下，无论哪一个环节“休克”，通过上下游传导，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最终都将无一幸免，尽管各个环节受冲击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此次疫情对跨国产业链的影响生动地展现了各国的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密切关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跨国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与消费环节）承担者相对于低附加值环节（以加工制造为主）承担者的优势——后者的可取代性较大，在产业链调整中也相对被动，更有可能成为产业链停摆或调整的首要牺牲者。此外，此次疫情的经验也说明，一个产业或产品的跨国产业链越长，分工越专业化，其包含的内在风险也越大，全球产业分工较为复杂的汽车制造业在此次疫情中首当其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布局重组：跨国产业链从“互补式”到“多元化”逐步转变

 

虽然在疫情的冲击下，当前一些跨国产业链已陷入停摆危机，但短期内这些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发生大范围重组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这是因为世界各国疫情演进前景未定，目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且理想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出现衰退预期，全球流动性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规模的新的产业投资。但从中长期来看，经由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原有跨国产业链的脆弱性也提醒着跨国产业链的实践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各国政府重新思考产业链布局的问题。

 

过去30年间的跨国产业链是在世界各国围绕某一产业与产品进行明确分工、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两大条件为支撑，一是各类国家要素禀赋的互补，各类经济体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专注于生产链上特定环节的运作，如具有技术与资本优势的工业强国几乎垄断了研发设计环节，而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则全力承担产品的加工组装任务等；二是跨国运输的便利化，便于人员、产品在各国之间的顺畅流通。这种以要素禀赋互补、分工高度专业化为基石的跨国产业链更有利于高效与规模化生产，但也意味着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或任一国家的生产活动中断，都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停摆”甚至“瘫痪”；此外，产业链正常运转所高度依赖的跨国运输体系也并非坚不可摧，一旦运输不畅，跨国产业链的运转也难以为继。可以说，此次疫情正将原有跨国产业链本身所包含的脆弱性全面地暴露出来。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以应对上述脆弱性可以从以下两种思路展开：一是扩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供应渠道以分散“断供”风险，即同时向多个供应商购买同类原材料或零部件；二是增强生产基地布局的灵活性与多元性。关于第二种思路，具体而言，就是不再过度强调低劳动成本在生产基地布局中的首要地位，而是进一步重视政府在自然灾害与突发危机中的治理能力及对社会经济的修复能力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此次疫情证明，面临停摆危机，政府能力与市场需求可能最终成为产业链重新恢复活力的关键。

 

事实上，通过转移生产基地实现跨国产业链重组的趋势虽然目前仍未成为普遍现象，但已有所显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移生产基地并不完全是以疫情为诱因的。在2018至2019年大国贸易冲突激化时期，已有部分跨国企业产生了将生产线由中国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意愿与规划。

 

从各国政府的角度看，应对跨国产业链脆弱性的方式之一是“全产业链”的建设，这也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所热议的重构全球产业链的一种思路。在“全产业链”之下，一国将承担某一产业或产品（尤其是战略性产业或产品）从研发设计到最终消费的所有环节，以减少国际因素的波动对本国生产活动的冲击。尽管这是一国规避国际风险的最有效方式，但“全产业链”的建设要求该国在资金、基础设施与技术等多个方面具备全面的配套条件，需要长时间的经营与布局，只能作为具备一定工业实力的国家的一种长远产业发展规划，而难以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重构产业链的一种选择。

 

总体而言，上述跨国企业或各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或思路，将可能瓦解原有跨国产业链的“互补式”的格局，并逐步形成“多元化”的产业链，即供应商多源并存，生产基地多地散布，以及一国内部生产活动的多元且全面发展。

 

跨国产业链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一个是贸易维度，涉及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进出口；另一个是生产维度，即一个产品或产业从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加工组装和销售环节分别由不同国家或地区承担。如果说2018至2019年的大国贸易冲突是对跨国产业链贸易维度的冲击，2020年的新冠疫情则可以视为对产业链生产维度的全面考验。短期而言，疫情对于产业链的冲击无疑是“破坏性”的——部分跨国产业链已直面停摆危机；但长远来看，此次疫情可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时机，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种对全球产业链过长的“建设性”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