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揽子扩张政策需要新理论新框架

 

在刘元春看来，科学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方案必须认识到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治理，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冲击并非传统意义上内生扭曲带来的需求冲击，而是超级外生冲击导致经济社会体系出现短期休克停摆。因此，一揽子方案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简单的逆周期调节理论和常规的危机管理理论。

 

 

“超级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有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还有人道和社会危机带来的超级预期冲击。不同的冲击以及冲击产生的不同后果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对冲政策。”刘元春如是说。

 

为此，刘元春提出了以下建言：

 

1、这一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

 

2、不同性质的冲击需要不同政策匹配。

 

3、不同阶段矛盾和问题决定了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和方法。

 

4、疫情控制是基础，全面停摆需要行政生产体系推动，也需要需求推动，以产生破冰效应。

 

5、世界经济停摆与金融危机是否发生没有特别的关系，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疫情导致管控模式的强化，导致世界经济的崩溃。危机救助在不同模式下的内涵不一样。

 

6、复工复产不仅面临停摆带来的高额成本冲击，更面临世界疫情蔓延和世界经济停摆带来的超级超级，必须对冲二者叠加带来的问题。

 

7、保增长、保目标可以在全球疫情基本控制的基础上展开，规模要根据1季度、2季度以及世界疫情进展来确定。

 

8、为了稳定预期，恢复中国经济循环，出台一揽子政策扩张方案具有必要性，可以设计以3.5万亿减税+2万亿基建+1万亿补贴为基准的政策方案。

 

刘元春表示，在遵循“冲击与政策匹配原则”“当前刺激与中期结构性调整匹配原则”“社会救助与经济刺激同步推进原则”“收入分配与救助匹配原则”“供给与需求匹配”“消费与投资平衡原则”等前提下，未来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力：

 

一是大规模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疫情纾困；二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阶层补贴，特别是大量非规范就业人群的救助；三是复工复产大规模的需求启动刺激，可以考虑大规模消费刺激和政府采购行动，以推动市场循环的快速启动；四是分类考虑外向型经济主体的救助，以对冲即将到来的外部超级冲击；五是加快启动以新基建、都市圈建设为先导的投资规划。

 

这些资金从哪些地方来？刘元春提出了四个渠道：一是可以考虑计划的预算财政赤字从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以直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二是将实际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3.9%提升到6%，即可以通过跳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再增加1万亿左右经费。三是发行疫情特别国债2万亿，通过建立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贫困补贴与消费启动基金专门用于疫情冲击的主体救助，同时充实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1998年和2007年发行的特别国债分别达到了GDP 3.17%和5.56%，2020年2万亿特别国债仅占GDP的1.86%。四是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从2019年的2.15万亿扩展到3.35万亿，直接提高1.2万亿的支出水平。

 

“当然，由于假设2020年GDP实际增速达到5.5%，名义增速达到8.5%左右，财政收入以及政府基金收入将大大好于一般没有扩张计划情形下的政府收入状况。因此，上述设计依然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

 

刘元春最后说，一个以财政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以1万亿疫情补贴为先导、以2万亿新老基建扩展为主体的宏观扩张计划似乎具有可行性。同时进行接近3.5万亿的减税降费，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到5.0%-5.5%区间有一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