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季度在全球经济一次又一次“见证历史”中结束。中国虽然在控制疫情方面基本打完上半场，但恢复经济元气还需要一段时日。与此同时，2020全球经济大概率陷入负增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关于中国是否应该跟随发达国家一起实施宏观强刺激政策，一直是业内人士讨论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2020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确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中国也确实应该有相对较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但方向和度的把握，此时此刻显得至关重要。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一轮痛苦的去杠杆过程，正在朝向更深层次的调结构推进，而大力度刺激政策的试错成本也将越来越高。

 

中国目前需要一套怎样的宏观政策组合以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财政政策预计能释放多少额度？新基建的发力点在哪儿？如何在固有的金融风险不扩大的情况下，使货币政策能效果最大化？中国经济将呈现深“V”反弹？《首席对策》对话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

 

张明的主要观点：疫情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冲击都是不容低估的。当前中国政府更应该依赖大规模财政宽松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与失业压力，政治局工作会议已经明确适度调整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预计最终有5万亿的释放额度。货币政策应该适度宽松以维持货币市场稳定并配合宽松财政政策的实施。但是，考虑到中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同以及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不宜发力过猛。对潜在大规模信用扩张的负面作用，应该重视相关的历史教训作用。

 

 

 

张明：应该说那次会议大家讨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大家达成共识的有这样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一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经济的冲击会非常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也不小。第二点大家也都认为，那么应对这样疫情的冲击，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应该采取非常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应对。主要的分歧我觉得也是有两条，第一条针对当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要不要采取强刺激的政策？换句话说，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超大力度的宽松。第二个分歧就在于就说财政政策应该宽松，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对于货币信贷政策，换句话说，准备金、基准利率，包括银行信贷要不要特别宽松，应该说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外部的冲击非常大，因此这派意见认为，当前中国政府应该加快应该加大政策刺激力度，加快投资政策的实施，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应该大水漫灌。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跟全球不一样，中国经济的拐点已现，在这个时候扩张的财政政策对于对冲疫情的不利冲击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货币政策要不要追随发达国家的宽松的这种大水漫灌式的放松，我们觉得是应该可以审慎的。可以再等一等，到具体的数字出来之后再做也不迟。

 

 

张明：08年左右的教训，我们政策既应该给予及时、给予针对性的应对，但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大水漫灌可能造成的不利风险。

 

 

 

张明：财政政策无非是两个大的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在税收方面，那么在当前疫情对中国的某些行业，比如说服务性行业，像航空、餐饮、娱乐、交通、包括零售这些行业冲击很大，这些行业又刚好是中小企业为主，这个时候税费都应该尽可能多的减免，帮助这些企业尽快渡过难关。我们看到的确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类似的政策，除了减免税之外，也允许企业推迟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社保，这的确缓解了企业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转移支付。在这个时候，那么可以考虑给这种受影响比较大的企业或者家庭给予直接的财政补贴，那么也可以给他们增加一些定向的支出，甚至包括对有一些觉得融资成本很高的中小企业来讲，通过财政来贴息，也是帮助他们降低融资成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在疫情冲击档口下，财政政策在针对性方面应该说要比货币政策要好很多，因此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是应对疫情最主要的工具。

 

 

 

张明：应该说前段时间中央跟国务院相关的决策，还是对市场的信心提升很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具体推测，我目前是这样来想的，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的提高和中央政府发特别国债，这两个是可以相互的权衡的。我们可以不妨这样来假定，如果我们今年把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提高到4%的话，就GDP的一个点大概差不多9000亿到1万亿人民币，然后我们再把特别国债的规模，比如说提高到2万亿，那加起来的话就是3万亿左右的一个刺激。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此前市场预计大概是2.5-3万亿，目前来看可能要提高到4万亿到5万亿，所以地方专项债这大概又加2万亿。我们把加起来的话，这三方面大概能给我们带来5万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去年我们的GDP大概差不多是90万亿左右，这就意味着大概占到GDP的3%-4%的额外的放松，今年有可能会实现。

 

 

新基建应体现以市场为主导

 

张明：的确最近关于新基建是市场炒得非常热的一个概念，新基建包括像5G，像北斗导航，像城际的轨道交通这样一些东西，应该说这里边有一些的确是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大的加大对新基建的投资的力度，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来讲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他投下去变成产能之后，它往往就没那么新了。所以说在这种基建的浪潮下去之后，我们还是应该让它由市场的力量来主导，由企业来主导，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来主导。所以说搞基建是没有问题的，新旧都可以，但关键是应该由市场来主导，这样才能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张明：我认为政策组合就应该是财政政策应该率先发力。那么货币政策应该来配合财政政策。我举个例子，比如财政政策，我们说了今年可能中央政府要发行2万亿的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可能到4-5万亿，那么这么大的债券发行下去的话，那么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就可能会紧张，利率就会上升，这个时候就会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为了配合特别国债的发行，那么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应该适当的放松。举个例子，当中央政府发特别国债的时候，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可以调低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让金融机构用释放的法定准备金去购买特别国债，这样就能够避免政府融资去挤出私人部门的融资。所以说货币政策的实施，它可以降低各级政府融资的成本，可以使得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这两个政策配合起来的话，就能够使得我们的逆周期的宏观政策最大化的发挥其效果。

 

 

 

张明：我最近的确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思路就是说当前财政政策应该非常快非常猛，但是货币政策应该适当审慎一些，应该按照原有的节奏进行放松，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就是相比于美股短期内的暴跌，国内的股市没有发生持续下跌，国内的银行间的流动性市场依然比较平稳。那么第二点就是从经济基本面来讲，我们的底部已现，最低点就是二季度，所以说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会反弹，美国经济会下行，所以没有必要我们去效仿美国如此大的货币宽松。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的CPI还在5%以上，这个疫情导致的供给侧冲击，可能会使得中国的通胀短期内依然保持在高位，它的回落会比较慢。我觉得当前我们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稳健一些，放还是应该放，比如说我们一个季度一次降准的节奏可以延续，我们的降息也可以延续，但是不应该放的过于猛烈。货币政策总体还是一个调总量的工具，我觉得让货币政策去发挥调结构的功能，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像MLF像PSL，但是它的效果终究是有限的，调结构更多的应该让财政政策，让宏观审慎监管发挥作用。

 

 

 

张明：应该来讲全球经济跟中国经济目前都面临了比较大的疫情的冲击，所以经济的总需求毫无意外是会下滑的。因为总体来看，全球跟中国通缩的压力要大于通胀的压力，但是这次的疫情它比较奇怪，他既是需求受到冲击，它又是供给侧的冲击。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全球的总需求下滑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一些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能源价格跌得很猛，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全球的饲料价格涨的挺猛的，无论是畜牧业的饲料，还是水产业的饲料涨的比较猛。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布了一些报告，说今年从夏季开始粮食短缺可能是一种风险，所以说我觉得食品价格包括还有其他一些必需品的价格，受这种供给侧冲击的影响，未来可能会持续处于高位，也不排除上涨的可能性。应该重视一些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的风险。

 

 

 

张明：从短期来讲，“V”型反弹的确是存在的，就像我前面所言的，去年三四季度我们的GDP的增速都是6.0%。今年一季度肯定是负增长，而二季度现在来讲正增长还是负增长，大家都觉得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小幅的正增长，比如说2%-3%，随着宏观政策释放效果显现，到了三四季度反弹会比较明显。三四季度很可能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回到6%以上。我觉得今年我们应该现实一些，我觉得能到3%-4%左右就非常不错了，因为全球是负增长，在这个时候再强调5-6的增长，我觉得意义不大。那么我也注意到了，现在有人建议说今年不要再提增长的目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姿态。在全球都很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维持一个3-4的增长，就非常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