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和细化国家规划机制和体系。规划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指明了规划体系改革的方向。但是对城市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尚需予以明确。

 

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都具有“规划”属性，且密切相关，但是它们都有各自的关注对象和重点，并不能简单涵盖与替代。建立并完善规划体系及其机制，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等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规划机制和体系问题。例如，2019年12月7日，吴良镛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人居高质量发展与城乡治理现代化》的主旨报告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居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将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拧成一股绳，为广大人民提供生产、生活、生态合理组织的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建设高质量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保护、国土空间格局、城乡环境建设、地上地下空间利用等具体工作。这些工作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与落实，制定规划并监督实施。‘谁规划，谁实施’，不能以一个部门的工作完全替代其他部门的规划工作。”

 

改革完善城市规划。鉴于城市规划建设对于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城市规划。2019年8月27日，他在听取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情况汇报时的讲话指出：“规划是龙头，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规划上不作为，也是最大的失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实质上是首都城市规划，不仅关系到北京的城市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都是城市规划造成的，但是多与城市规划有关；尽管单纯的规划手段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由于规划事权等种种原因，城市规划工作存在一系列薄弱环节，如规划服务于地方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扩张需求，缺乏国家层面城市全面发展及其规划思考；对所规划的单个城市知之甚多，而对整个国家或当前的城市体系知之甚少；规划只针对规划区，而非行政区划全域；对建设地区关注较多，对非建设地区关注较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将其纳入国家规划体系，在深化和细化国家规划体制和体系的过程中进行整体谋划，改革完善城市规划，进而有效应对都市社会的社会治理、未来城市中技术文化生态的交融问题，切实提高城市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公平性、包容性。

 

建立城市规划的中国话语、中国学术、中国知识体系。城市规划，顾名思义，是对城市的规划。对于中国城市及其规划的基础理论、学术重点等，中外学术界仍然存在显著认知差异乃至冲突。例如，对于中国城市，现代西方主流学者如韦伯、施坚雅、哈森普鲁格等普遍认为，中国并没有“自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城市，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城市明显不同。对于城市空间研究，西方学者多从“空间正义”角度探讨空间的生产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研究，中国学者不仅关注空间正义角度的空间生产问题，更关注空间共享角度的空间占有、使用、消费角度问题。

 

强烈的实践性是城市规划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中国城市规划建基于人类史上最宏大最持久的中华文明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的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从人类文明的宏阔视野中，加强对中国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律的认知，用中国城市实践升华中国城市规划理论，逐步建立中国城市规划的中国话语、中国学术、中国知识体系。总结并发扬符合中国地理、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特性的规划理论，不仅是阐释中国城市实践的需要，而且可以在理论上为未来中国城市规划指明方向。

 

作者简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