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疫情冲击而全球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通过加快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振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协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并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

 

虽然目前学术界并未就到底哪些产业应该被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畴达成明确一致的观点，但总体上看，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以及基于数字经济改造的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智能电网、远程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产业必然构成未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

 

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基础设施的共性特征，如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能够对下游产业产生显著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的外部性），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中的部分信息基础设施如5G和F5G还具有显著的消费非竞争性等特征。但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又具有独特的经济学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思路必然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高下和战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我国的新型基础设施战略部署和政策是否很好地遵循和满足了新型基础设施技术经济特征的规定性和规律性。

 

首先，新型基础设施所依赖的主导技术和商业模式是全新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决定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进度和思路须有别于传统基础设施。以往我国在进入交通、能源、信息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建设高峰时期后，其主导技术路线已经确立，主要的架构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产业的商业模式总体上也比较简单清晰。

 

然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则有所不同，不仅其主导企业和主导商业模式尚未出现，即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仍处于高度动态阶段（流动性阶段），且其主导的技术架构尚未形成，承载底层技术的核心零部件的专用性强、通用性差。这些都决定了新型基础设施仍然面临极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如果通过财政政策或产业政策人为加快相关产业的投资和产业化，必然导致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激励地方政府、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是要根据技术成熟度的发展把握好投资节奏，并将政策集中于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开展多样性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探索，在多样化的竞争中不断催熟主导技术、主导商业模式和优势企业，并在条件成熟时加快投资激励强度，促进微观投资主体加快投资节奏，加大投资规模。

 

其次，新型基础设施是新经济的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对新经济的前向关联效应和新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的后向关联效应相互影响。覆盖广泛、运营有效的基础设施是过去四十年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条件。但必须看到，过去四十年我国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快速工业化创造的投资需求、对外开放创造的对外出口需求、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创造的消费需求的高速稳定增长，已经形成了稳定、强烈的预期。相比之下，新经济虽然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但中短期内多数下游行业的盈利前景并不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消除社会资本进入相关产业领域的体制性障碍，而不是扮演投资主体本身。通过消除制约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打开市场空间，通过形成清晰的法律和管制框架降低微观投资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激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引导企业投资方向，而不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直接投资导致社会资本投资被挤出，这应该成为未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一个“多层”的产业生态，新型基础设施之间具有技术上的关联性，这决定了加强行业垂直整合是决定未来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关键。传统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总体上基于传统的“管道型”商业模式，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而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商业模式平台化、产业组织生态化的特征突出，各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模式具有高度的协同性：不仅各个产业内部要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而且产业之间要形成统一的技术接口；不仅各个产业自身的技术要达到足够的成熟度，而且产业的技术成熟度会制约其他产业的技术可应用性。

 

新型基础设施技术融合和产业生态化的特征决定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以“网络泛在”为基本原则，加强各层次新型基础设施之间以及与下游垂直应用行业面向连接的融合建设。政府部门应在规划建设初期就建立起紧密的工作衔接机制，有效解决部门协调问题，促进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全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推进，前瞻性地统一各类基础设施的网络标准和技术接口，切实建立起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和数字经济的生态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