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们分三种情形来讨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下降对我国GDP增速、就业的影响：

 

基准情形:美、欧、日、韩等经济体2020年增速分别为：-4.4%、-8.4%、-6.7%，和-5.1%。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将拖累我国出口19个点左右，直接导致我国GDP损失3.9个百分点，使得1700多万人口就业受到影响（或推升我国失业率4个百分点）；

 

乐观情形：出口下行13.9个点，拖累GDP增速2.8个点，带来失业人数上升1300万。

 

悲观情形：出口下行33.5个点，拖累GDP6.7个点，带来失业人数上升2950万。

 

供应链方面，欧美与日韩有明显差异，欧美在初级产品和消费品领域涉及更广：

 

美国方面：汽车、货物运输用车发动机等，飞机，用于航空或太空导航仪器，医疗、外科手术器械和器具、显像仪对中国出口占比较高。此外，在农产品，相纸、纸板，纺织品以及部分化学产品、农业收割机械、涡轮机等占比较高。

 

欧洲方面，我们发现除了纺织品和一些家具外，机械设备中的泵和压缩机，活塞发动机启动用铅酸蓄电池，铁路、有轨电车、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直升机等均在中国相关总进口中占比较高。

 

 产业链方面，欧美疫情带来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两块：

 

一是传统制造链条，例如家具、造纸、食品、纺织品以及相关初级产品供应，在全球疫情加剧下，初级产品和消费品链条上游供应风险在加大；

 

二是高技术制造链条，欧美的影响相对集中在机械设备、其他交通设备和汽车链条。总体而言，与日韩的不同是欧美对国内轻工以及上游初级产品的加工带来了负面冲击，同时在电子、计算机设备链条的风险稍弱于日韩。

 

我们认为，我国一方面要积极迅速展开对海外需求所引起的负面冲击进行对冲，至少7个百分点的财政（包括准财政）对冲，另一方面，要更加细致地分析欧美与日韩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差异并进行补救。

 

 

当前新冠肺炎海外疫情加剧，我们前期在海外疫情初期对日韩疫情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示了电子、化工、汽车产业链的风险。当前海外疫情已经从初期演化至全球性爆发，欧美仍处在左侧斜率抬升阶段，成为全球疫情震中，美国多州宣布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意大利、西班牙死亡率高企，欧美后续仍面临疫情高不确定性。

 

从贸易角度，欧美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对欧美的进口占据中国进口20%左右，其中欧盟的影响大于美国（图2），但是无论是从细分商品角度还是产品类型角度，中国对欧美的进口较东盟、日韩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产业链角度，我们前期报告对全球产业链的梳理中也发现，欧美的行业分布与日韩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日韩在电子领域贡献占比突出，而欧盟和美国对于中国供应链的影响更广，例如农产品、食品饮料、轻工造纸等消费品和初级产品行业也在其中。

 

欧美对中国的供应链，在高技术制造行业中除了电子计算机行业外，量级更大的影响在车辆、航空器、机械设备制造业相关领域。

 

综合经贸影响和产业链差异，我们对欧美疫情加剧的风险进行一个再评估。

 

 

在分析供应链风险之前，我们首先对疫情导致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回落，所引发的外需冲击进行一个大致描绘，特别是评估外需回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我们评估的逻辑是基于各国2020年经济增速情况，通过简单测算主要国家进口GDP弹性，进一步换算为进口下降幅度，然后依据2019年各国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对应到中国出口拖累。最终，由出口增速回落通过中国的出口GDP弹性和单位出口就业人数，测算GDP下行和就业人数的上升。这种测算角度，存在两个强假设，一是疫情国进口回落过程中对各国下降比例保持稳定，二是除了美欧日韩等主要贸易伙伴，其他非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下降统一为一个主观假设。

 

我们利用商务部关于单位出口就业拉动数据，分为三种情形来讨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下降对我国GDP增速、就业的影响：

 

基准情形：美、欧、日、韩等经济体2020年增速分别为：-4.4%、-8.4%、-6.7%和-5.1%。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将拖累我国出口20个点，直接导致我国GDP损失3.9个百分点，使得1700多万人口就业受到影响（或推升我国失业率4个百分点）；

 

乐观情形：美、欧、日、韩等经济体2020年增速分别为：-3.2%、-5.5%、-4.0%和-3.6%。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将拖累我国出口15个点，直接导致我国GDP损失2.8个百分点，使得1300多万人口就业受到影响（或推升我国失业率2.9个百分点）；

 

悲观情形：美、欧、日、韩等经济体2020年增速分别为：-7.6%、-13.3%、-9.2%和-7.4%。全球经济增速下行，将拖累我国出口37个点，直接导致我国GDP损失6.7个百分点，使得2950多万人口就业受到影响（或推升我国失业率6.7个百分点）。

 

就业测算方面，我们测算的角度是存量就业情况，即出口下滑对既有工作岗位在职人员的冲击，这与新增就业的拉动是两个维度的问题，新增就业岗位依然可以因为内需的提升而被拉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结果仅包含了贸易生产直接相关人员，没有考虑物流、仓储以及外贸金融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如果考虑这些人员，失业率的冲击将更大。

 

 

经济与就业影响分析之外，我们进一步对贸易和产业链进行分析。贸易量上，欧盟占中国总进口的13%，美国占6%左右。总出口方面，二者2019年均占中国总出口的17%左右。从贸易体量来看，欧美与疫情初期爆发的日韩相比存在差异，欧美对中国的出口端影响明显要大一些，中国对日韩的出口量大约分别占总出口的6%和4%左右。供应链角度的中国进口，日韩加总的影响与欧美相近，中国对日韩的进口占总进口比例均在8%左右。

 

贸易结构角度，我们梳理了2017年中国对上述疫情国家进口和出口各类型货物的占比（欧盟我们选取德国作为代表）。中国从上述国家的进口中，我们发现零部件和中间品领域日韩的影响是要大于美国和德国的。但是，美国在初级产品（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纺织品、造纸等）占比突出，同时德国在资本品（机械设备、交通设备成品等）领域作用更加突出。同时，美国和德国在消费品方面对中国出口远远强于日韩。因此，从供应链角度风险来看，零部件和中间品虽有影响，但较日韩相比有所弱化，领域也有所转移。在消费品、资本品和初级产品方面反而风险有所上升。相比之下，从中国出口角度来看，欧美的影响大于日韩，特别是在资本品和消费品领域。

 

我们进一步对中国对欧盟部分国家（鉴于UN comtrade数据可得性，我们选取其中2018年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前四的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作为代表）以及美国的细分进口产品进行分析：

 

美国方面，我们发现对美进口占比较高的大类商品集中在航空、航天器及零部件，一些初级产品、化学品、车辆及零件、光学电子设备占比较高，此外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占中国总进口比例也在9%左右。从细分章节来看，我们对上述几个章节进行了HS六位码分析，我们发现核心风险产品清单如下：

 

87章中，我们看到汽车、货物运输用车发动机等占比较高；

 

88章中，飞机和其他飞机（空载重量超过2000公斤但不超过15,000公斤）占比最高；

 

90章中，用于航空或太空导航导航仪器，医疗，外科手术器械和器具、显像仪占比较高；

 

此外，在其他占比较高章节中，我们发现相纸（成卷，未曝光，宽度超过610mm），纸板，纺织品，部分化学产品、食品、农业收割机械、涡轮机等占比较高。

 

欧盟方面，我们看到大类商品方面，除了谷物、针织品以及家具相关产品外，航天器及其零部件，船舶，车辆及零部件，机械设备，电子、计算机光学设备领域占比较高。细分产品方面，我们发现除了纺织品和一些家具外，机械设备中的泵和压缩机，起动活塞发动机用铅酸蓄电池，铁路、有轨电车、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直升机（空载重量超过2000公斤）等均在中国相关总进口中占比较高。

 

总体来看，从贸易角度评估，欧美对中国的供应链影响更广，欧美在一些初级产品（农产品、纺织纤维、纸及纸板、部分金属及其制品）、消费品（食品、家具）方面具备一定影响，在全球疫情发酵的背景中上述行业也会出现供应风险。而零部件、中间品为主相关行业风险方面，我们发现欧美主要集中在汽车、飞机、航空器与机械设备，电子、光学设备风险较日韩相比有所弱化。

 

 

从全球投入产出表来看，产业链的影响在美国和欧洲的体现上，与贸易角度相近。除了与日韩一些行业不同外，较日韩的影响在传统行业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农产品、采选业、林业、食品饮料烟草等），但多数行业影响的深度也有所下降。

 

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在农产品、食品饮料烟草、煤炭原油产品、林业与木材、采选业方面，均构成中国上游的主要贡献国，上述初级产品或消费品的影响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的行业，我们认为虽然上述产品可替代性强于核心零部件，但随着全球疫情爆发需要警惕初级产品的供应风险。此外，美国在橡胶塑料以及医药行业的上游化工品制造中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传统制造业中家具制造、造纸，以及高技术制造中机械设备、汽车、其他交通设备均构成中国上游国家。

 

除初级产品外，欧洲与美国的上游位置有些相似，影响更多集中在传统制造的家具、造纸、纺织，以及高端装备类制造。整体来看，美欧在电子链条的冲击较日韩要弱一些。综合美欧在产业链的位置，我们认为核心影响集中在两个层面：

 

一是传统制造中的家具、造纸、纺织品，这一链条的影响不能仅考虑供应链风险，由于欧美经济回落带来的外需下降，行业本身的生产就会出现下滑，因此对于传统制造，核心风险仍在需求。但需要警惕国内消费需求在政策刺激下先行回暖，与海外供需错位，以及全球疫情持续带来的初级产品供应风险。

 

二是高技术制造中，欧美的影响相对集中在机械设备、其他交通设备和汽车领域。我们认为欧美的核心供应链风险集中在这些链条的零部件供应上。一方面，在这些行业美国和欧洲相较日本、韩国的投入占比更高，另一方面，上述行业零部件短期的可替代性不强。此外，例如汽车行业，日本在大地震后多数车企都具备应急方案，而对于欧美车企来说面对突发问题的相对弱一些。

 

如果把疫情潜在影响纳入国内产业链传导，我们发现对初级产品的影响涉及链条更多，这将压制对相关行业上游的生产需求，例如食品加工、采选、木材加工等，这一点与日韩疫情冲击具有区别。

 

从供应链风险来看，虽然当务之急是稳定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这其中除了复工复产的顺利开展之外，对于交运行业的支撑也尤为重要，同时应更加细致地分析欧美与日韩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差异并进行补救。

 

在供应链风险全面上升的阶段，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机遇正在扩大。由于美、欧对中国消费品和初级产品行业的供应均有所涉及，因此，若需求端在政策刺激下有所复苏，那么这些消费品或者传统行业原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逻辑兑现，较高技术制造行业会更加容易。此外，中国在疫情管控阶段领先全球，必然给中国带来扩充与延伸全球产业链的契机，由于中国产业链完整度较高，制造业链条足够丰富，在海外供给出现问题的过程中，中国除了促内需、稳增长外，也应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链的修复中，进一步抢占全球产业链的高点。

 

从就业冲击来看，我们评估的疫情冲击已经远远强于中美贸易战冲击，此外两个方面使得外需对就业的冲击将更加严重：

 

一是国内疫情的叠加影响，特别是服务业问题。内需启动除了建筑复工直接带动外，消费修复需要一定缓冲，因此二季度内外夹击，外加毕业生面临毕业，使得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二是考虑全球疫情进一步扩散，一方面东盟等其他贸易伙伴进口需求仍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印度作为全球贸易第十大国，进口较强，疫情加剧也会扰动全球出口。

 

我们在前期报告中，指出稳定就业的三个政策层次，拉动新增就业角度由强至弱：消费相关的批发零售和商务服务、传统基建、新基建。制造业在稳定存量就业方面，除新基建外，汽车产业是核心，此外汽车对批发零售的需求从投入产出表来看在制造业中也相对较高。我们判断随着海外疫情持续，后续稳就业政策力度仍将不断加大，除了汽车产业、基建加码，从对批发零售业的拉动来看，我们认为新经济相关服务领域（信息传输、互联网技术）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