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新基建”前景广阔，政府和企业应合理分工

 

江小涓判断，“新基建”短期规模有限，但能够带动的建设是非常可观的。从中短期看，“新基建”是促进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是重要的非常规的新增长点之一。具体而言，她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在原来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是非常难做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应用前景，并且很多前景非常有前途。比如，大型设备的远端服务、给企业提供生命周期所需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平台、聚合中小企业闲置的全新生产性服务业平台等。从实施角度，江小涓认为，推进“新基建”政府和企业要有合理的分工，企业先行，如果企业不行，政府再做。政府方面，她建议，首先，政府所属的机构应该多提供一些行业公共产品；其次，政府应该帮助企业来拓展海外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好国际营商环境；再次，政府要为数字服务的落地提供机会。总的来说，江小涓认为，“新基建”或新一代信息技术还是应该加快部署，其产业的发展空间前景是很大的，但是怎么部署，谁来做，还是要认真研究，不能政府企业社会盲目的一哄而上。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

 

任泽平认为，在当前宏观背景下，“新基建”短期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他预测，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任泽平表示，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不是四万亿重来，而是在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新的内涵。任泽平建议，应区分“新基建”的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更多的是由政府和市场一起来干，或者政府支持市场企业来干；后者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企业来干。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地配合支持，共同发挥作用。最后，他建议，应该尽快形成对新基建的共识，做好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有准备是机会，没有准备就是风险。

 

发改委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协调发展

 

黄汉权认为，第一，投资对于对冲疫情、恢复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短期可以形成需求，缓解个人消费和出口的大幅下降；中长期有助于形成有效供给和先进生产力；应该要加大力度。第二，在三大主要投资中，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立杆见影的，而且政府能够直接掌控，说干就能干。新老基建要统筹考虑、一体推进、协调发展。虽然当前“新基建”提及较多，但在传统基建中，历史欠账还比较多，需要补短板，例如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不能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基建，还要兼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重视推动新旧动能转化，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研发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公共平台的建设、人力资本的提升等。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新基建投资步伐应加快

 

黄海洲认为，5G和相关的新基建是值得认真投资的，需要有一定前瞻性，能够有长期回报。投资领域可以更为广泛，他建议从两个维度来思考。一是当前在哪些领域相对而言投资不足，可以进一步补短板。二是这个投资既然是政府主导，要考虑公共政策的特点，既要考虑投资本身的回报，也要评估投资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他认为，无论是从满足人民需求的角度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还是从带动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角度进行的投资，只要方向正确，有利于未来整个效率的提升，就不必纠结于一些短期考量，投资的步伐可更快些。

 

华盖资本董事长许小林：医疗改革领域应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

 

许小林认为，医疗领域应该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医疗投资对吸引社会投资，恢复民众信心，拉动国内需求上有重要作用，医疗行业的投资重点建议放在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尖端医疗装备方面的基础研发和高端医药研发等方面。